“人口生态”狭义看是指人与口的关系以及分人口之间的关系，广义看还包括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决定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是“人口生态”的平衡性、多样性、互动性和生产性，决定人口可持续红利产出的是“人口力量”的结构因素和积极转化。优化人口发展需要维护“人口生态”，发展“人口力量”。
我国人口的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起因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升高、偏高所引发的几千万男性适婚人口找不到配偶的问题。此外，独子老龄化和老年空巢化也是挑战老年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大人口问题。避免过高的老年人口比例，需要通过适当提振生育率来平衡人口的代际关系，但这需要树立人口发展的大历史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最可宝贵的资源是年轻人口，国家的人口实力取决于年轻人口的规模、比重和素质以及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人口结构中，而适时适龄适量、以二胎为主导的“适度生育”才是保障年轻人口持续供给的基本条件。
经过20世纪70年代我国人口生育率大幅度的快速下降之后，生育率的下降已经到达生育文化所能承受的某个边界。到了80年代，中国人口转变其实就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此后，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自发效应开始显现，这样在人口控制力“三要素”即行政强制力、文化诱导力和成本约束力的共同驱动下，到90年代初我国很快就进入了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自此，中国人口出乎意料地进入了长期的超低生育率状况中，由此引发的新人口问题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和深切担忧。
随着结构性人口问题的不断深化和陆续爆发，我们需要肃然反思着力于人口减量增长的人口治理模式之利弊。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人口问题是增量大、增速快、素质低的问题，属于“体制型人口问题”；那么到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和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是一个过渡，而80年代以后“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出台则埋下了先微观后宏观逐渐蔓延和显化的新生人口增量过少的巨大隐忧。毋庸讳言，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不安全环境因素的增多放大了失独的风险，而以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夭折家庭和伤残家庭占主体的社会则是风险社会和脆弱社会。
面对超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及早采取非常措施，鼓励适度生育和优化人口，平衡生育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保护人口生态平衡，促进人口持续发展，储备年轻人口资源，保持“实力型人口”的结构优势。这对于消除人口问题之“内忧”与“外患”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让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之上必将成为支撑“强国梦”的人口新战略。中国的历史选择是，未雨绸缪，只争朝夕，努力减少已经产生并日趋严重的人口生态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所带来的巨大危机，及早在战略上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人口发展”，确保中华民族未来长治久安的人口生态和人口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