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对外开放的环境来看，一方面，ＷＴＯ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和秩序，并没有规范住双反调查和肆意开征惩罚性关税这样滥用ＷＴＯ条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非关税贸易壁垒日益兴盛；各大国之间展开货币战，逼迫对方货币升值，以此弱化对方的贸易竞争力，并使对方外币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股票等资产遭受贬值损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低迷，对外需求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中国由于劳动力报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生态环境标准提高，其传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正在被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出口所逐步替代。在这种局面下，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通过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出口很可能要在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新机制的环境中开拓空间，使经济增长在进出口方面获得新动力。目前，中国正与28个国家和地区谈判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10个自贸协定。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的分析，在东北亚范围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收益比任何双边自贸区都大，中日韩三国ＧＤＰ将分别增长1．63％、0．23％和1．84％。我认为，应当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包括与美国谈判双边自由投资协定，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形成自由贸易格局，在新的对外贸易投资格局和环境中寻求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其次，出口转型升级和更高层次的“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中另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从出口的升级看，一是建立自己的技术品牌销售体系。中国制造需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培育中国制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门类产品生产和出口销售，应当建立行业协会，进行出口价格协调机制，遏制多头竞争；需要建立全球批发、出口和各地区代理，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体的商业网络，掌握销售的主动权，控制销售环节的利益漏损流失。二是促进大规模和集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严格知识产权和技术保密约定、防止核不扩散的契约保证等前提下，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应当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成技术的高铁、卫星、ＡＰ1400核电、移动通信、大飞机、卫星定位、大型计算机系统、大型水火电站等技术密集、销售额大、附加值高的项目的出口，并且使之设计、技术、工程建设、培训、后续服务等成套和连续化。三是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去，既要中小微投资者走出国门，投资和开办餐饮、加油站、超市、旅店等，更要培育和促进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不受国际规则限制的民营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视野和格局中，改变过去的最终产品出口为一部分中间产品出口，在生产地组装并销售，从而消化国内产能，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调整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并在全球经济空间中、与吸收投资国的合作共赢中，通过国外制造服务、贸易和资金的国际流动，获得国民收入的净流入利益。出口升级的战略意义在于，减少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弱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以出口质量换取出口数量，以技术品牌商业网络的高出口竞争力替换低端制造产品规模出口的弱竞争力，以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转型，获得中国经济增长抗衰退力和新的拉动力。
再次，从人民币国际化中寻求增长的新动力。目前的世界经济货币体系格局里，中国人民币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中，而且承受着各主权国家国际货币竞争造成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一是铸币收益和结算等损失。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38670亿美元，以少于美国仅1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进出口总额4710亿美元，是全球服务贸易第三大国。2012年中国实际吸收使用外资金额1117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全球第二位，而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772亿美元，排全球第三位。这样一个贸易和投资规模中，假定需要10％的流通中货币周转，其中如果有一半由人民币形式结算和支付，则人民币铸币利益就在2263亿美元，折现价人民币近14000亿元之巨，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规模就更大。这几乎是没有得到铸币利益。二是货币战中，人民币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损失巨大。由于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是国际货币，通过向全世界滥发货币，不仅获得向全球发行的铸币收益，而且为了平衡贸易，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并在其经济不景气时，向全球货币体系注水，从而在自己较低物价水平格局下，将通货膨胀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如中国在内的非国际货币和货币国际化程度低的国家，转移和获取这些国家的财富。从1994年汇率改革，到2012年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资产贬值损失就高达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三是向世界发行货币的国家在向世界资金市场借债时，由于具备本币直接结算和发行权作为基础，融资成本很低；而且，这些国家可以用向世界货币体系注水的办法，合理地赖掉对中国等债权国的一部分债务，变成本国的国家净利益。中国由于人民币是非国际性货币，没有这种低成本融资优势，也抵御和抗衡不了其他国际性货币的这种注水性蚕食。四是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往往左右中国等非国际货币国家的经济形势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美国为了拉动增长，可以将量化宽松发行货币的负作用，转嫁给全世界，特别是贸易和投资额很大的中国；而中国为了保增长，量化宽松导致国内被动发行的货币就只能在本国经济体系内运行，通胀后果只能转嫁给国内，使得消费物价和房价暴涨；同时在国际上，包括中美关于协调货币政策的谈判中，还有苦说不出。
因此，我认为，在估计和设计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各类风险的同时，需要允许一些小的可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来换取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利益，避免人民币国际化采取守势和慢势造成更大的损失。需要指出的是，支撑美国经济动力和抗衡经济衰退的三大要素：一是高科技，二是有活力的体制，三是向全世界发行其具有国际结算支付储备地位的美元。我估算，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发行利益、结算交易融资等成本降低、抗衡贬值损失、宏观经济政策话语主动等，所带来的国民经济支撑增长和托起衰退的速度，在1个百分点左右。
我觉得，寻求经济新增长极的着眼点在于：微观供给创造层面，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普遍的小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从改善微观供给的方式，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比例，在促进人民富裕的基础上，积极地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良性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真正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方面，仍然是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去适应和竞争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而从国际货币领域看，各国国民经济损失和收益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应当将人民币国际化看成是避免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使之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如果将上述几个方面的新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中国经济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年，完全有可能。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