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专制的可能性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并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50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生存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尽管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是穷人也能够温饱，享有各种电器甚至汽车，可是生存变成一个受制于系统的繁琐复杂而毫无成就感毫无创造性的机械过程。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不对题，因为现代的解放模式对付不了新时代的专制问题。现代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放，却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解放。
如果说，现代初期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信息就是力量”，那么未来也许是“服务就是力量”。通过技术服务达到新专制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专制是每个人在方便和舒服中不知不觉自愿接受的，自愿被体制化，自愿被支配。像这样的技术进步，或者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幸福还是不幸？现在就需要反思。不妨做个小实验，假定暂时停止使用民主、进步、发展、合法性、程序正确等等政治正确的现代价值观，你还能够描述生活吗？还能够分析生活吗？如果离开了那些体制化的套话就感觉到思维困难，那就是被体制化的心灵，或许还是自愿被体制化的心灵，它一开始是被灌输的，但慢慢就自愿体制化了。那么，这样又如何能够思考新游戏和新问题呢？现实比概念更有力量，思维必须抛弃套话的拖累去面对现实。
全球性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生活的体制化是一种无处伸冤的暴力。我愿意提到齐泽克对暴力的反思（编者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激进思想家）。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个明确的行动主体，比如说凶手杀人，资本家剥削人，某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主观暴力比较容易对付，可以躲避，还可以去报复，因为你知道谁害了你。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暴力，齐泽克称为客观暴力，人们不知道谁在实施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齐泽克对暴力的揭露并不完全新奇，马克思所揭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暴力就是一种系统化暴力，齐泽克进一步揭发了任何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这不是说，有个权力禁止人们思想。国家模式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做不到禁止人们思想，至多不许人说话，这是低水平的专制。系统化暴力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这样去思考，政治正确的思想是安全的，事先就正确了，感觉理直气壮。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心灵被奴役，这才是更可怕的暴力。真正难以解决的暴力就是那些系统化暴力，那些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办法的专制。
总之，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各种系统的支配，只好自愿地依赖系统，就像刚才所说的，人们终究需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现代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暴力仍然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另一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存在对比，就存在反思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那种试图一统江湖支配整个世界的普世意识形态就比较危险了，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全球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比现代民主更好的民主
现代游戏制造的许多系统化专制所以难以克服，其中一个有些悖谬的原因是，现代的系统化专制得到了民主和市场的支持。这就形成一个两难局面：人们需要市场和民主，是为了避免专制；可是另一面，市场和民主也会产生专制，这种隐性的专制更难避免，而且还找不到反抗对象而无从反抗，因为压迫者是生活系统而不是具体主体。在本质上，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方式，但民主和市场却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专制：人们可以选择，但选项是被给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我们仍然愿意想象，未来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比较少的民主和市场。
就民主而言，如果认为现代民主已经足够成熟，就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现代民主。这种理解把民主看成是一个完成式的封闭概念，很难对付新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保守地捍卫现代民主呢？我们知道，现代民主不是民主的原始版本，原始版是希腊民主，现代民主比希腊民主更好吗？很难这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当时语境和条件都是合理的。希腊民主是公议、抽签和表决的混合形式，如果民主追求的是平等和公平，那么希腊民主的混合形式要比现代民主的多党代议制更接近平等和公平。现代是因为限于现代国家条件才采取了多党代议制民主，并非因为现代民主是更好的。投票、党派、代议制都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平等和公平有着明显的距离，比如说，偏好加总本来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方式，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结果更可能是非理性的集体选择；还有，现代民主也无力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不必多说。问题在于，哪一种民主更合适？比如说现代民主或希腊民主何者更好？无法抽象判断，只能根据特定条件，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合理性。同理可知，在新游戏的条件下，难道不需要发展一种更新的民主形式，以便应付新问题吗？比如说一种能够拒绝金钱专制、信息专制、系统化专制的新民主。
关于现代民主有多种神话，其中有一个很流行的是民主和平论，基本信念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严重的互相伤害，而总是倾向于选择互相合作，因为这个巨大优点，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矛盾，但据说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必定可以通过对话去解决，因此对话理论曾经很流行，哈贝马斯等都是对话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民主和平论的原始版本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曾经成功地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二战之后，欧洲基本上理性地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欧洲是现代性的典型场所，该理论对欧洲特别合适，是欧洲自生自长的观念，可是，它对于其他文化是否也合适？在全球游戏中是不是也合适？这就需要反思了。
亨廷顿指出的文明冲突虽然有些夸大，但对于康德式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康德式和平的条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这个条件对于欧洲地区是合适的，但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文化世界来说，就不合适了，简单地说，在亨廷顿条件下，康德和平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与西方不同的其他多种文化和国家，按照康德的逻辑，就似乎被自动排除在和平世界之外了，就好像说，其他国家就活该打仗或者可以被打，这显然不是世界和平之路。所以，康德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没有普世性，它不适用于世界多样条件下的全球状况，只是局部有效的方案，不是普世方案。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我论证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能够适应全球条件，基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制度以及不同价值观条件的全球永久和平理论，是以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细节就不说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民主必须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改进的制度，显然不能以现代民主去封闭民主的概念。难道民主不能进一步改进升级吗？难道在全球时代不能够发明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合适的民主吗？进一步说，民主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假如未来人们发现另一种能够更有效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安排，难道不能称为民主吗？或者，不能命名为一种更好的制度吗？
确定性的丧失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现代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可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去确定未来是什么样的，以便做事万无一失，永远正确。
但是，事与愿违，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几乎不可能被必然地或完全确定地认识。尤其是人类行为和系统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在全球游戏的条件下就更加明显了，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设计和规划良好的公司甚至国家会突然崩溃。越是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系统，在不可预料的挑战面前就崩溃得越厉害。对于非常精密的体系，只要有一个小漏洞，就可能全盘崩溃。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越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在复杂环境下就越脆弱。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试图论证说，在充满变数的游戏中，存在的逻辑不是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这种思维可能更适合复杂的全球游戏。
我总会想起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让人着迷的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这个命题听上去有些诡异，道理上却是对的——谁会傻到故意去做错误的事情呢？但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确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明知故犯。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比如说，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的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军事竞赛甚至战争，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现代的存在方式充满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效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关于这个道理，我在《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思考一个当下的实际情况：那些后发展国家所做的错误事情就是对先发展国家的错误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剥削被奴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游戏的恶循环不可能被道德批评和呼吁所改变，只能指望新游戏颠覆旧游戏，使作恶的策略不再能够获利，或者说，只能指望新游戏能够创造强有力的善循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否则传说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不远了。
也许可以迂回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思想？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动脑筋？人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人类的存在没有这么奢华，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就是说，通过知旧而知新是不可能的。于是，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可能存在，是无法预订也无法预料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一种选择是对的，那么，不存在事先诸葛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未来？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等事后知道了再作选择，也不可能等着不行动，不管猜想的对不对，都必须行动，或者说，只好做出某种盲目选择，而且还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根本挑战，一个存在论上的挑战。
现代知识的梦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梦想，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梦想。尽管现代人会谦虚地说，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过程。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即使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知识，也能够越来越逼近完全的知识。科学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知识成就的最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入，但对人类自身的生活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正确，尤其对于人类的未来毫无把握，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人是人的对手，对手可以自由地改变问题的答案，于是，生活没有唯一答案，也就等于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于生活来说，试图把握未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梦想注定破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思维。当失去必然性，剩下的思考对象就只有可能性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要理解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于人代表着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存在论上说，要思考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知识试图在可能性中发现必然性，比如说发现“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或者“历史的必然规律”、“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之类，问题是，人、生活和历史的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全球游戏使各种复杂的互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今天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来思考可能性的互动性，否则无法理解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我试图反思哲学的一个根基问题：思想不是由“我思”（cogito）确定的，而是由“我行”（facio）决定的，因此，“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是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更基本的问题。人的行动意味着各种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行为与未来的互动。“我行”的问题意味着存在的本质是未来性，就是说，存在不是因为必然性而具有意义，相反，存在因为可能性而具有意义。可能性不是简单地摆在前面的潜在未来，可能性并非给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不断变化的，任何行动都使未来的可能性组合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现时行动而不断变化，同时，未来的可能性也诱惑着行为的选择，因此，人的行动和未来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当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游戏的复杂性、语境性和互动性。
回到如何解释苏格拉底的问题，关键要看清楚，对错的概念如果缺乏理解所需的条件、语境和互动性，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看是在哪个范围内的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错误？是对于谁的错误？这样才有可能去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宁可明知故犯，在什么意义上明知故犯。如果不给条件，就试图断言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就是在伪造必然性。我在《每个人的政治》的前言里提到的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姜文是个认真的导演，他关心的问题是“好在哪儿”而不是“好”。这是个可怕的思想问题，足以问倒随便叫好的人。比如说，抽象地肯定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喜欢的词汇是好的，这比较容易，但要说说这些概念好在哪儿，就难一些，没准就说乱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宪法确定各种事情的合法性，那么，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哪儿？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部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需是每一个公民同意的普遍契约。如何证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这是个难题，通常把民主意见看作是证明，但这个证明显然不正确，因为多数人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人算小账都不会错，只有遇到大问题才会算错账。关于“小账”的知识大概相当于个人日常生存所需的生活知识，就此而言，每个人能够知道的几乎一样多，哪怕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知识优势都没有。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存在知识论上的难题。关于生活的简单知识经常被编为一些格言警句而广受欢迎，但格言警句并不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因为那些格言无非是每个人本来就懂或者很快就要懂的经验教训，只要进入社会，生活经验将会告诉每个人同样的道理。格言警句的意义不在于思想，而是人们的一种分享经验的方式。
既然在世俗意义上，人人一样精明，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犯错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偶然失手的低级错误，一是明知故犯。不过，明知故犯含义非常复杂，要在具体场景下分析，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罪犯的选择都是明知故犯的道德错误，但道德往往敌不过利益，那么，在单纯利益策略上说，两个罪犯的算计到底对不对？这仍然要看是在什么游戏中。如果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一个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因此，不能简单地随便把某个模式看作是定理，很多貌似普遍必然的定理其实并不必然，而要取决于在什么游戏中出现。游戏发生变化，道理就发生变化，这正是当下的问题。
精明的现代策略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如果在全球游戏中坚持使用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就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知故犯，就是说，即使不考虑道德错误，也是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自取其祸的策略。一个明显原因是，全球游戏正在各种存在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根本变化，我概括为“共在先于存在”的存在状况，于是，任何一个存在的自私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不仅做不到，而且必定自我挫败。比如说，现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策略为什么越来越行不通，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变化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变化意味着：在新游戏里生存，人人不仅仅需要算小账，即使自私自利，也不得不算大账，否则无法生存。既然存在取决于共在，那么就变成了人人有责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