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500年前后至今，先后诞生了 9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它们崛起的要素各不相同，但有一个规律性的通则，即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建立在民族分裂的基础上的。可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世界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石。毫无疑问，民族团结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民族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需要注重细节，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我们到目前做得还不够理想。
“中国民族问题”核心词汇的翻译
在政治实践中，表述或修辞的作用不可低估，对事务的表述包含着实践性的政治智慧。目前，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民族问题”中核心词汇的翻译导致我们在国际语境中比较困难。
第一，如何翻译“中国”，即Chinese的翻译。Chinese可以翻译成“中国人”，也常常被人翻译成“汉族”，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例如，国内高校的中文系往往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的代名词，给人的误区是中文等同于汉语。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共设有4个本科专业：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汉 语 语 言 学（ChineseLinguis-tics）、古典文献学（StudyofChineseClas-sicsandArchives）、应用语言学（AppliedLinguistics：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其中的问题是，将汉语（Chinese）等同于中文（Chinese），显然不对。中文应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缩写，是56个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因此，建议汉族就用“Han”或“HanChinese”，而Chinese是代表由汉藏回等56个成员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整体，即“中国人”。
第二，如何翻译“民族”。如果把中华民族翻译成Nation，把56个民族翻译成Nationality，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Nationality在英文语境中常常表示“国籍”（如“MultipleNationality”可译为“多重国籍”），在西方人看来任何一个Nationality，本来就该独立建国。同样，将“地方民族主义”翻译成英文 RegionalNationalism，同样会造成极大的误导，会有人误以为相关地区出现了民族独立的问题。目前，国内对少数民族的翻译基本上是“五花八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StateEthnicAffairsCommission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央民族大学（MinzuUniversityofChina）；北方民族 大 学（BeifangUniversityofNationali-ties）；西藏民族学院（Tibe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大连民族学院（DalianNa-tionalitiesUniversity），等等。
上述翻译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民族翻译的不统一，不利于建立统一的民族意识，不利于对外准确描述中国的民族事务。此外，在谷歌上搜索 NationalityUniversity，
基本全是中国的；国外只有NationalUniver-sity。
因此，建议“中华民族就用Nation，五十六民族用汉语拼音Minzu”。类似的问题如把“中国龙”译成“Chinesedragon”，无论怎么解释，西方人都会把它看作是“邪恶、丑陋的化身”。所以，不如直接用汉语拼音，即“ChineseLong”，以突出中西差异，让他们自己去理解，时间长了，这个话语就形成了。不过，用“Long”来翻译龙容易引起歧义，即“长”。这个问题翻译界早有热论，类似的还有“宋朝”，译成“SongDynasty”容易导致西方受众尤其是英语受众的困扰，可能会误以为这个时代诗歌繁盛，所以为名。可以用音译变音 的 方 法解 决，比 如 龙 可 以 译 成“Loong”，宋译成“Sung”。
第三，如何使用“问题”。西方人把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单词进行表述，如表示“领域”的Issue、表示“疑问”的Question、表示“棘手的事情、麻烦”的Problem。但在中国，我们只用一个词表述——“问题”。今天，我们在很多场合都谈论“民族问题”，三个层面的意义往往最后都偏转到了“麻烦”语意上，这有可能造成“中国民族关系真的出事了”的错觉，久而久之，“民族问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建议慎用、慎谈“民族问题”四个字，或用其他不带有负面导向意味（如民族事务、民族关系等）的表述方法。所以说术语翻译看似简单，但却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问题。
珞巴族不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
此外，还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也是出自我们自己之手，如“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珞巴族”。主要负责对外传播任务的中国网，在中国少数民族介绍中如此描述“雅鲁藏布江峡谷的猎人——珞巴族”：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洛渝地区及相邻的察隅、墨脱、朗县、米林、隆子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珞巴族人口为2965人，为国家重点扶持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但事实上，珞巴族绝对不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据1980年代初国家民委编写的出版物，珞巴族人口数量已超过30万，根据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目前总人口约60万。其中处于我国实际控制区内仅有2300余人，其余处在印占区。但如果说印占区是争议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领土上的世居的人口自然而然也是中国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珞巴族是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那么就等于承认近60万珞巴人不是中国人，他们所生活的藏南地区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相同的错误表述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话说西藏》1999年7月播出《大山深处有人家——访珞巴族老人达登》，“西藏不仅是藏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门巴、珞巴、回族、僜人、夏尔巴人等众多少数民族的家园。居住在中国的珞巴人目前约有2300人，是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东南部。”这样的错误极不应该，应该尽快“纠错”。
超越“援助与感恩”式的传统思路
在致力于经济一体的时候，要超越“援助与感恩”式的传统思路，否则善意也会导致反感。我们往往将加强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所提供的必要的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等，称之为“援助”，并把一些建设项目称之为“援建项目”，把一些人员称之为‘援建人员’，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因为，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尊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的汉族，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其他兄弟民族的尊重。这种尊重并不只是口头表示或需要做出什么姿态，而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验，要设身处地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体会对方的心情。“援助与感恩”模式会触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自尊心。一个国家内的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双向互助，没有单向的“援助”，只有大家的心息相通，不需要再三地强调“感恩”。事实上，感情交流是双向的，经济一体也是双向的。笔者在青海玉树地震后去了灾区，玉树的干部群众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们知道感恩，感谢全国人民对玉树的挂念与关心”，但笔者认为，我们也要对玉树这样的民族地区“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经济发展，也要守卫这片“净土”，他们不愿让可可西里保护区、三江源头的生态环境受到任何破坏。
完善中国民族事务的话语叙述
完善中国民族事务的话语表述，需要用现代性话语表述中国民族事务，需要用正面话语引导中国民族关系，需要通过媒体等多种渠道展现中国民族进步，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需要用现代性话语表述中国民族事务。首先，要摆脱历史依赖。中国是拥有5000年不间断历史的文明古国，众多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的话语叙述对历史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但是国际关系是很健忘的，国际社会往往关注一个国家正在做什么，而不是历史上做过什么。2010年，笔者在科索沃访问时遇到一位美国外交官，他说：“科索沃已经独立两年，不论其独立理由是否充分，但独立的科索沃已经成为现实。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承认这个国际事实，而不是不负责任的‘视而不见’。”我对他说：“我不跟你讲元朝、明朝，只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一个全球公认的事实，为什么有些美国人还在否认这个事实，如此是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听后，这位美国外交官哑口无言。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依赖，从现实中找寻“麻烦制造者”的软肋，用他的话语来封他的嘴。其次，要注意话语叙述的针对性问题。例如，我们在国外对待达赖是从反分裂、维护主权这个角度应对的，而达赖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文化保护问题、人权问题等，导致我们的应对缺乏针对性。此外，达赖在国外的活动主要依靠公民社会，而我们靠的是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效果自然不够理想。所以，我们的话语对象和交流平台不仅要针对国际社会的各国政府、知识精英，也要针对国际社会的普通民众、一般受众。
第二，需要用正面话语引导中国民族关系。话语塑造的关键是通过积极的话语引导民族关系。例如，在中国，我们常描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后，有一种新的表述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就表达的效果而言，前一种描述强调“合二为一”，后一种则突出了“类型显著性”，即在强调两者不同特性的基础上呼吁要“顾全大局”。显然，前一种表述是积极的话语引导，后一种表述则未必产生好的效果。当然，最好的话语描述是“不分你我”。此外，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学术研究中，不要总是用“国家分裂”等负面词汇与其搭配。因为，如此的分析可能会遭遇“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Effect），这一效应的内涵就是：如果我们把对某民族的强烈负面预期作为环境信息传达给对方，就会影响对方的行为，从而导致这种预期变成现实。负面语境或情境过多，民族主义情绪便得以提升或动员，而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行为选择。在技术环节中，我们不要总是在外交等国际场合让别国领导人郑重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承认某某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必须公开表态不支持某某民族的分裂主义运动。基本的逻辑是：“如果领土是自己的，干嘛总是要求别人承认”，我们要有自信；另一方面，对别人反复提“闹心的事”，会提醒国际社会这是中国的软肋，甚至会有人就此“要挟”。
第三，需要通过媒体等多种渠道展现中国民族进步。在我国，新闻报道、电影电视节目、书籍等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涉很少（即使有往往也是自焚、恐怖事件等负面内容），因为题材太过敏感，所以能不涉及就不涉及了。其结果是，大家对民族地区存在诸多误解甚至担忧，担心民族地区的社会治安不好、民族之间的关系紧张……可见，媒体对民族事务的报道缺位，导致人们内心的疏离，当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缺位时，谣言、小道消息就会四起。因此，媒体要多介绍祖国的边疆地区，加强全国人民对边疆地区的了解，了解少就会不重视、就会有偏见。
最后，要加强对中国民族事务的前瞻性研究。目前，学术研究的严峻工作是，如何建立各民族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即通过共同价值来凝聚全体中国人。简而言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她不仅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价值共同体。只有抱着“尊重细节、投入感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才能把中国的民族关系维持在健康的轨道上，这也是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软实力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