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贸易品种单一，贸易摩擦正在增加。2011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额为440亿澳元，几乎占中澳双边货物贸易的一半，由此可见，中澳贸易结构未能实现多元化。同时，两国贸易摩擦正在增加。2013年2月12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正式立案对来自中国、印尼、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热轧钢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同时发起反补贴调查。我国钢产品近年来频频成为欧美等国贸易保护大棒挥舞打压的对象，2013年2月6日，即在此次对中国热轧钢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不到一周之前，澳大利亚海关与边境保护署刚刚公布对中国镀锌板和镀铝锌板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初步认定澳国内产业遭受实质性损害，有足够依据支持发布反倾销税公告。近年来，欧美国家经济复苏迟缓，钢铁业也持续承受着经济负面压力，因此类似的贸易摩擦恐怕还将频繁发生。
澳大利亚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日益明显。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也是中澳自2005年启动自贸区谈判以来，谈判已进行了18轮但始终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动植物检疫标准正在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入的壁垒。中国农产品，尤其是水果、蔬菜等很多都是采用木质材料包装，但这些木质材料无法通过澳大利亚近乎苛刻的动植物检疫标准而遭到退货或销毁。
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增长缓慢。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是最早进入中国进行投资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对华投资仅次于香港、美国和日本，居中国外来投资的第四位。从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地位由于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后来居上而一路下滑。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投资虽在数量上有较大增长，但在中国外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下降，位次不断后移，1992年下降到第6位，1995年下降到第9位，1998年下降到第15位。到2010年底，澳大利亚对华投资按实际使用金额排序，已经下降到20名之后。
中澳经济关系前景展望
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两国经济贸易各具优势，互补性强，具有较强的互利合作发展潜力，中澳经济关系具有较为乐观的发展前景。
正如前面所述，澳大利亚丰富的矿产品、能源产品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中国的大量加工产品需要天然资源和能源的进口，过去10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大大推动了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而澳大利亚是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主要供应国，并在节能技术、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方面独具优势，因此自然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的大宗商品来源国，澳产铁矿中的逾六成出口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澳投资资源类项目，这有利于澳中经济持续增长。澳大利亚是发达经济体中的资源大国，中国是新兴经济体中的制造业大国。这种高度互补性决定了两国在资源、能源产业的长期合作潜力依然巨大。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小麦、糖、铝、有色金属等传统初级产品在中国有很大市场;而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纺织服装、鞋、玩具等产品价廉物美，深受澳大利亚消费者的青睐，已成为澳大利亚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机电产品作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虽然对澳出口已超过服装等传统产品上升为第一位，但在澳大利亚整个市场份额中仍然占很小的比重。根据澳方统计，澳机电产品的进口市场规模每年在450～470亿澳元，中国产品占其进口市场的份额还不到5%，因此，要使我国对澳出口上新台阶，必须悉心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扩大机电产品对澳出口，特别是办公设备和运输机械、家用电器、个人计算机等产品对澳出口具有很大潜力。此外，近年来，澳大利亚人的消费习惯正在逐步发生变化，食品进口增长较快，而中国仅占其进口总量的3%。因此，中国食品对澳出口也具一定的增长潜力。
两国在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同样应有所作为。金融是中澳新的热点合作领域，2012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已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300亿澳元的货币互换协定。2012年10月，澳大利亚公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称，将在2025年前实现澳元和人民币的直接结算。白皮书指出，允许澳元与人民币直接兑换是政府进一步优先考虑的行动。实现澳元与人民币的直接结算意义重大，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澳元和人民币直接结算意味着不再需要使用美元作为转换货币，中澳商业成本将降低，汇兑风险将减少。近年来，澳大利亚主要银行在华业务活跃，其中澳新银行已在中国四座城市开办了6家分行。澳大利亚的银行、法律事务所、保险公司、会计事务所、信息管理和医疗服务机构都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金融、保险、商业物资、外贸、铁路与公路货运业务、市政公用企业以及电信等服务贸易行业，目前是澳商高度关注的投资领域，也是澳大利亚急欲打入中国的主要领域，澳大利亚的建筑设计、金融、电信和保险业都在雄心勃勃地进军中国大市场，可望在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我国企业也正在逐步走向澳银行、运输、房地产、旅游等市场。可以预计，双方在服务领域的合作前景乐观。在制造业方面，近期中资企业已与博思格钢铁公司、迈高乳品公司、古德曼菲尔德乳品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
两国在新能源方面多有合作，目前已建立起耗资2000万澳元(约3080万美元)的清洁煤炭技术项目，从而使得两国有机会在节能、减排方面进行深入合作。目前，全球低碳产业的产值已经达到48万亿澳元，中澳两国都希望在这个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澳大利亚已明确今后一段时间内将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1000亿澳元，而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太阳能板的生产国，“十二五”期间，中国还计划建立碳汇市场，并以包括广东在内的重要的省份和城市作为试点。这意味着在中澳经贸合作关系中，未来最有经济潜力的行业毫无疑问是清洁能源。因此，未来双方不仅要加强在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更要加强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在低碳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绿色农业等方面加强合作。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太阳单位面积辐射量，是全球最适宜建设太阳能发电站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计划到2020年使本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上升至20%，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0%，且2/3为水力发电。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不仅羊毛产量世界领先，而且还是谷物、乳制品、肉类、糖和水果的重要供应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羊毛购买国，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羊毛供应国。1949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就有羊毛贸易往来，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两国之间主要的贸易产品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采购澳毛数量不断攀升，排名跃居第一。21世纪以来，中国每年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约占澳毛出口量的80%。澳大利亚在土壤肥力、牧草生产和庄稼收获方面技术与设备先进，可鼓励其在我国投资，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澳大利来在水产养殖、水果和蔬菜种植以及在畜牧业、奶制品加工等诸多领域很有优势，我国可与其联合投资，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此外，可鼓励澳资企业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外向型农业的投资，鼓励澳资企业进入生态、水利、交通、能源、旅游、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项目。此外，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永久性牧场占国土面积的54%，土地价格低廉，适合我国企业开展种植和养殖业，已有五家中资公司投资养殖和种植业，在农业开发方面进行了可喜的尝试，应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中澳1984年就签署了农业合作协议，2012年6月，双方共同完成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于加强农业投资与技术合作联合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澳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今后中澳农业投资与技术合作前景广阔。
基础设施合作蓄势待发。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与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诸如铁路、港口运输系统、变电网系统、高速公路等的发展远远跟不上迅猛发展的出口产业的需要，而且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老化现象日益严重，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澳政府已经意识到基础设施落后给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阻碍，有意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澳联邦政府先后出台了《港口发展战略》与《基础设施改革与发展计划》，欢迎海内外资金参与澳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三年内，在澳有上千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商机。中国企业在对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有许多优势：承揽大型项目的能力强;企业业务领域广，在各类建房、交通运输、水力电力、通信等方面具有优势;拥有经验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又有充足的资金。2012年4月，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访澳期间签署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规划设计、管理咨询、工程建设、运营和设备供应等。《备忘录》为两国企业合作搭建了政府平台，必将推动中澳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澳两国已明确了未来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包括建立能源资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交流协作，扩大产业合作领域，完善贸易投资合作机制等。总的说来，中澳经贸关系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从中澳双边经贸合作的规模来看，总量水平仍然不高，与两国实际需求和经济实力并不对称。两国政府应坚持开放、非歧视的政策，共同为双方企业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中方也多次呼吁，希望澳方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各类企业赴澳投资提供便利。中澳经贸合作有很大的互补性，双方合作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相信在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澳经贸关系一定会在传统友好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更加富有成效。
注释
1 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2002年。
2 “中澳年贸易额超400亿美元”，印尼《国际日报》，2008年9月4日。
3 “澳大利亚近期批准一批中国在澳投资项目”，新华网，2009年11月1日。
4 驻澳大利亚经商参处：“2012年澳中货物贸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2013年2月8日，http://a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2/20130200026050.shtml。
5 “澳大利亚在华投资增长迅猛”，《中华工商时报》，2012年11月2日。
6 8 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澳大利亚》，2011年。
7 “贾庆林：增进相互理解 深化互利合作”，《人民日报》，2011年4月8日。
9 “2010年底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总量排名第四”，中国商务网，2011年5月11日。
10 18 张小军、岳冉冉：“澳大利亚高官呼吁理性对待中国投资”，新华网，2012年9月25日。
11 “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翻番”，国际在线(北京)，2012年9月4日，http://money.163.com/12/0904/09/8AI2IS9N00253B0H.html。
12 ASB. Year Book Australia 2003, P129.
13 “澳部长强调中国对澳资源、投资、旅游业重要性”，新华网，2013年3月13日。
14 “澳大利亚旅游局启动亚洲推广新攻势”，《中国旅游报》，2012年9月7日。
15 “英报：澳经济成功源于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经济参考报》，2011年2月23日。
15 “澳洲欲在中国服务市场‘掘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门户网，2012年10月10日、2013年1月20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l/201210/20121008375163.html。
17 “澳跃升全球第12大经济体”，《澳洲日报》，2012年10月11日。
China and Australia: Learning How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Sino-Austral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u Chongbo
Abstract: Since China and Australi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more than 40 years ago, their relations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Specifically, bilateral trade has hit record highs, mutual investment has grown constantly, and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has been fruitful.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highly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Moreover, the two governments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As such,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 till have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and they need to tap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But in terms of the size of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total volume is not large, which does not meet their actual needs or match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The two governments should adhere to an open, non-discriminatory policy and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fair competition for the enterprises from both countries.
Keywords: Sino-Australian economic relations, investment,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quo, future trends
【作者简介】
吴崇伯，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亚太地区财政与金融、东南亚经济、印度尼西亚政治与经济。
主要著作：《当代印度尼西亚经济研究》、《澳大利亚对华投资：现状、特点与对策思考》(论文)、《澳大利亚的金融改革之路》(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