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考察：稳定与和谐的现代化模式
本土化是澳大利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实质表象。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主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被自然而系统地移植于澳洲，进而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状态下孕育出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澳大利亚也由此逐步与母国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澳大利亚社会变革的基调与主题由此构成，并作用于澳洲社会的屡次转型。换言之，澳大利亚现代化模式就是英国现代化模式的澳洲本土化版。
传统问题是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英国的传统在澳大利亚无处不在，以致人们时常视其为英国的“海外部分”，“一块被放错地方的欧洲土地”。然而，本土化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扬弃，根据澳洲的现实，取其精华。17至18世纪，历史教训使英国人认识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并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的努力使它成为运用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的典范。⑧而澳洲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恰在此时与其后，和平方式自然植根澳洲，并造就出了更为稳健的和平发展模式。此外，西方国家的种种弊端虽然时常出现于澳洲社会，甚至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糟粕往往能够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步被淘汰。源于欧洲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与国家形成中产生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它对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伤害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其严重性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将其唾弃。1972年，联邦总理惠特拉姆明确表示：“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洲的一种标准。”⑨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澳大利亚已达到了无需借助本土化也能持续发展的程度。这表明本土化终将在未来尽其功能，但本土化毕竟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两个世纪，使澳大利亚从英国的“海外监狱”步入发达的现代国家行列。
“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的最显著特征是稳定与和谐。它表现为：
第一，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处于安定之中。从1788年至今，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战乱或社会动荡，外界的动乱不仅没有侵扰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上的大陆，反而为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内部的各种关系易于协调，人们习惯于不使用激进的方式解决矛盾。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仅1854年12月发生过一次金矿工人暴动——尤里卡起义，造成30名工人和5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轰动一时。这是澳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造成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⑩
1788年以来的澳洲史，就是一部既循序渐进又持续不断的澳洲社会变革史。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还是在同一形态的社会政治变革里，社会观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更改基本上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这就保证了澳洲社会发展是在风平浪静中演进，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震荡。如对英国代议制度的移植是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在之后的社会改革与转型中，它的充实与完善过程表现为其澳洲属性的愈加鲜明。这种良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使澳大利亚社会得以稳步而持续发展。
应予指出的是，澳洲白人对土著人及有色人种移民曾有的暴行虽令人发指，但由于后者人数不多并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这类行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纵观今昔，澳大利亚竟没有一组足以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在这个国度里，宗教问题简单，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劳资矛盾与冲突可以调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是澳大利亚人共有的社会意识与共同的行为规范，因此，维护和谐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简言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和谐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澳大利亚恰巧都具备这些条件。
近代以来，因社会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利益相悖是造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紧随唇枪舌剑之后的往往是刀光剑影，乃至兵戎相见。而审视200多年来的澳洲主流社会，情况则大相径庭，涉及社会问题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仅限于口诛笔伐，尤其是在尤里卡起义之后，人们自觉排斥暴力，对冲突升级多加防范。1891年，在制定《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联邦会议”上，与会者围绕国名“澳大利亚联邦”中的“commonwealth”一词展开激烈辩论，其原因仅是人们心有余悸地由此联想到凭借暴政维系的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最后，利益与共识使这个未来国家的名字“只是勉强地被（制宪）委员会接受了……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11
渐进改革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亚后，则造就出更为平稳的“澳大利亚渐进改革模式”，铺设出平坦的澳大利亚现代化之路。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导与领导了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运动”，并认为这是他的首创。然而，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早在19世纪，这种运动形式已经出现在澳洲，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亚应是第一个以非暴力形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一个澳大利亚与众不同的现象：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因拥有成千上万捐躯的英烈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为在其历史中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冲突事件而得意。
从民族意识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民族禀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稳心态，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同样以稳重守成而著称。这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与持重的态度。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共和运动已在澳大利亚酝酿了半个世纪，尽管澳大利亚迟早将实行共和政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2年2月至1994年2月的5次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支持共和制的比例分别为57%、56%、66%、62%和63%。12 在1998年2月召开的宪政会议上，152名代表围绕建立共和国问题舌战10天，最终以89票赞成、52票反对和1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同意在澳大利亚建立共和国。投下反对票的联邦总理霍华德说道：“我本人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一个明确多数的赞同，可以交由明年全民公决。”13 然而，在1999年11月6日举行的全澳全民公决中，澳大利亚人却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共和制，致使孕育已久的“共和婴儿”胎死腹中，尽管之后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实现共和制，90%的人主张由澳大利亚人出任国家元首，仅有9%拥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14 其原因则相当简单：一是澳大利亚人认为共和制还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不能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社会波动；二是求稳心态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霍华德的一席话道出了原委：现成的君主制“只要没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澳大利亚“何必劳民伤财，为变而变”？15 然而，共和运动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向倡导共和制的工党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共和事业，“直到一个工党政府的总理带领我们走进共和国那一天为止”。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