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兴趣
科斯对中国的长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生而俱来的强烈好奇心有关。在科斯孜孜不倦的研究生涯里，推动他钻研的基本力量是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早在学生时代阅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斯教授在2010年接受王宁采访时自述道，马克•波罗游记对自己印象深刻。他觉得，几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这个印象一直留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与张五常教授的交往增进了科斯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科斯接受王宁采访时承认，很多年前，张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两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科斯自觉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段生活对两人都获益匪浅。
张五常教授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阐释和拓展，不仅反过来影响了科斯，也影响了道格拉斯•诺斯，约拉姆•巴泽尔和威廉姆森。这样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外加中国众多经济学家对之引接、阐释和应用，最终对中国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张五常教授在中国对阐述、传播和发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科斯与华人经济学家有着较多的交往。其中张五常教授自然当属首位。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科斯多次提及张五常教授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就极力建议张五常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去处。1993年，科斯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近年来，科斯还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 2008 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讨会“工业的生产结构”。实际上科斯等于用他自己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独自资助了会议。据科斯的助理王宁的介绍，在2008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上，学者(包括来自中国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历史学家，以及法学家等)，中国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家们共聚一堂，对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
科斯教授对中国的偏爱，似乎也造成他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评估有些过高。从他与助手王宁的新作《变革中国》中可以看出，他似乎被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视作市场经济。科斯教授自然有其自身的衡量尺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标准：一是要有大量独立自主的个体，二是要有较好的个人基本权利保护，尤其是私人产权保护。如果考虑到这两条，我国肯定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过早肯定中国属于市场经济，不利于我国的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是当前18大3中全会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批评中国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
科斯很早之前就希望开创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论文中，科斯引用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在1644年富于洞察力的演讲词表达对言论管控和思想钳制的反感——“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正如科斯在财经演讲中所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他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担忧中国缺乏一种开放的“思想市场”。2010年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反对持不同观点者之间拼打得你死我活，认为：观点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观点者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现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向与会者致辞。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领导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同时也坦率而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并指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科斯认为，如果政府试图管制思想市场，要么动机不良，要么根本无效，因而即使政府实现了预期的管制目标，也并不受人们欢迎。即使思想市场的管制者本身是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生产者”)，也于事无补。经济学上的解释是自利和自尊往往使那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管制者“夸大他本人所在市场中的重要性”，更容易自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应该受到管制”。
在2013年初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承认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改变非常巨大。但科斯认为，人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开放的“思想市场”，但是这终将会到来。从科斯看来，“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他认为：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市场在我国虽然缺乏，但不是没有。这种市场目前其实很受社会各界欢迎，科斯与助理王宁合著的中文版《变革中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就是一例。它不仅激起了学界对科斯在书中所提中国需要“思想市场”的热议，而且销售量惊人。该书的英文原版“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在2012年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和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共同出版。估计其销售不一定能够与中文版相媲美。在书中，科斯写道，“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策者。”
寄希望于中国学人创建“中国经济学派”
1988年，科斯曾给天则所盛洪教授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坚信对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发生的，和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会极大提高和丰富我们对制度结构对经济系统运行影响的分析。”在接受王宁采访时，科斯表示，他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端正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做的。
科斯认为，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这里，“好经济学”就是科斯所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或“正确的经济学”。科斯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这跟中国现在对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实有关。旧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抛弃，但新的方式还没有发展起来。他指出，如果他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讨论会”闭幕’上，科斯闭幕辞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也足见其对中国学人未来研究寄予厚望。
2010年12月29日，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迎来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科斯教授祝寿。在会议上，科斯发表了现场电视讲话。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有很好的便利条件。他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会研究整个系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中，研究就是老的产品的生产体系和新的产品生产体系。他宣告“科斯中国学会”即日已告成立，并寄厚望于这一新建机构。
科斯认为，新成立的这个机构能由学者组成，他们不是仅用一种方法，而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学术路径，给人们带来新的洞见和智慧。他非常期待能够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学者所的研究工作。在王宁的采访记录中，科斯认为，该学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学家独立思想的发展。学会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而是要成为一个由很多学者群组成的网络。每个学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学者群形成一个小团体，就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进行研究。我们要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包括历史的，统计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或变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这是得到全面的观点的唯一路径。学会应推动中国的“正确的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学家进行“正确的工作”的一个方法是创办自己的期刊。
在2013年5月6日，科斯向天则所茅于轼教授和盛洪教授致以亲笔贺信，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肯定天则所在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回归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正如文首所述，指出随着中国不断地发展，天则所无疑将在开放思想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天则所未来的努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科斯教授曾对他的助手王宁博士说过，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是终生莫大遗憾。最近一段时间，科斯教授在筹备今年10月份访问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终中断了他访问“东土大唐”本土的“中国梦”。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国进行真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科斯教授这方面的“中国梦”仍在这些晚辈身上继续。对于追随科斯思想的广大中国经济学者来说，诚如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相信终有一天，中国的学者能够拥抱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成就“中国经济学派”，实现科斯的“中国梦”!
[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东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