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马汉在《亚洲问题》中这样写道：“就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而言，近在咫尺的俄国远比任何海洋国家具有优势。”这样充满敌意的预测，对今天的中国人未免隔膜太甚。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中俄真正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的时间只有不到1/3，却有更长的时间是处在敌视、对峙甚至军事冲突的情境下。
毋庸置疑，中俄关系的稳定对最近20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不可低估的保障作用，但两国关系毕竟是一种互动，稳定能否持续不取决于当下某方的良好愿望。而两个陆上大国间关系的天然复杂性，以及因为领土和资源规模带来的地理政治潜力，都会对仅仅是基于情感或单一安全利益的“友情”产生挑战。
时势造就的伙伴
整个19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倾向是联美抑苏。苏东剧变并未直接带来中俄关系的密切化，叶利钦政府直到其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确认了短期内融入西方和欧洲已不可能之后，才转向东方与北京改善关系。不过这种“向东转”的成果之丰硕远远超出了双方领导人当初的估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仍是共赢的选择。
对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而言，它的最主要和最迫切的安全压力全都来自北方，苏联军队经蒙古入侵的可能性不仅长期左右着中国的国防布局，对东北和华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明显负面影响。这种困境在中俄结成伙伴关系后有了根本性改善：中国不仅得以化解整个北方和西北陆上边境的安全焦虑，还利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大规模引进本国基础相对较差的工业技术。这一点在军工领域尤其突出：通过进口俄制武器和俄方几项重点技术，解放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大的海空军装备有了突出进步。
另一项合作重点在能源领域。出于增加能源安全冗余度、避免进口来源单一化的考虑，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把俄罗斯当作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石油进口对象。尽管俄国原油在中国年均石油进口量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但中方对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陆上输油管道（泰纳线）在中国境内的支线一直兴趣颇浓。此项支线由西伯利亚安加尔斯克通往中国大庆，已经于2010年建成投产，每年对华输送石油达1500万吨。未来俄方仍将藉由对华能源输出换取开发远东地区所需的贷款，而陆上管道因为不易受国际局势及自然条件影响，会是一条稳定的输入路径。
在安全、经济和政治三大合作领域，俄罗斯本身更看重的仍是伙伴关系的政治象征。经历过1990年代初期被西方冷遇的羞辱，莫斯科在中国找到了对传统强国国际影响力的尊重。考虑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美国世界领导力的相对衰退，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莫斯科与欧洲渐行渐远的现实，俄方对中俄关系抱有显然是过高的期待。莫斯科不止一次流露出中俄应牵头组建某种“非西方”国际联盟的倾向，这大大超出了中方对两国关系现阶段水平的期待。
莫斯科对传统均势观念的偏执，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安全争端中获得支持的概率（如莫斯科对日本的冷淡和在西藏、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必须给予适当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体现在远东经济开发中中方的投入，也可能体现在包括叙利亚问题等国际焦点问题上中俄态度的协调一致。这可能带来一种新型“搭车”—驾车者中国很大程度上为搭车者所制约。不仅如此，就东亚而言，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在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利益基点的尝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方案在21世纪初的反复变更，折射出了莫斯科以油气资源为筹码、在东北亚国家间纵横捭阖的手腕，俄罗斯与越南日益扩大的军事合作则令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现阶段中俄关系的可观成果，大部分源自双方谨慎务实的态度，而非国际战略和相互利益的一致性。事实上，中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的意义越是重大，它在经济特点和整体目标上的不协调越是突出。不妨把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做个比较：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和能力上的差异“稀释”了冲突的概率，是故中美20余年来虽麻烦不断，韧性却依旧突出。而中俄两国不仅缺少与政治合作匹配的经济互补性，能力和利益也高度相似或重叠，势必降低合作的上限。历史一再证明，大陆强国间关系的脆弱程度远高过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