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2013年的“蚁族”（指来北京居住一个月以上、不具有北京户籍、接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以聚集形态居住且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调查发现：“蚁族”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收入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聚集区，过着拮据的生活并忍受相对较差的居住环境？
在调研中，笔者遇到一个在证券行业工作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他月薪1万元，每月省吃俭用仅花费1000多元，丰裕的收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他说：“我一个月省下8000多元，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凡是大学刚毕业能买得起房的，月供可以依靠自己收入解决，但首付仍需要父母提供，而他只是一个农村的孩子，首付的几十万对他不啻是天文数字。
一般认为，只要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却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的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在职贫困”（working poor）。欧盟对其的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
比物质贫困更令人痛苦难受
“在职贫困”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有业贫困性。“在职贫困”本身打破了“无业即贫穷”的传统贫困观。一般而言，传统贫困是指一种“无业贫困”，意指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减弱的人，不能依靠工作获得生存资料，“在职贫困”则指，努力工作也会成为贫困者。其次，相对贫困性。不同于传统“绝对贫困”的群体，“在职贫困”者的收入可能并不一定处于贫困线以下，而是在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费能力上。例如，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特别是要花掉大量的收入用于“昂贵”房租上。
再次，结构归因性。“在职贫困”现象的出现与社保制度、医疗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等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拼命工作，却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
在我国，“在职贫困”者主要包括农民工、临时工、小时工等，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零售业、服务业、建筑业、休闲娱乐业等。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通常较小，大都是小规模的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由于职业特点和生存的需要，他们经常处于找工作状态，就业稳定性较差。
从年龄分布来看，“在职贫困”的主要群体逐渐由“40、50”的中年群体，转移到了20至30多岁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开头提到的“蚁族”群体就是“在职贫困”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蚁族”成为城市中的“在职贫困者”
相比较农民工和临时工，“蚁族”自称“贫困”，的确有点“无病呻吟”。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显示，“蚁族”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按照联合国所规定的“绝对贫困线”（即每天一美元）标准，这些人与贫困相差甚远，但是，“蚁族”在本质上属于城市中的“在职贫困者”，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际性贫困。从家庭所在地来看，“蚁族”来自农村的最多，占到总体的55.0%，其次是县城和乡镇，比例分别为14.9%和13.6%。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在2万-5万最多，其比例为36.4%，其次是5万-10万，比例为20.1%，家庭年收入在1万以下和20万以上的均不超过6%。绝大部分受访者父母的学历较低，受访者母亲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总体的62.1%，“高中学历”的占30.6%，“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7.3%。受访者父亲“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占49.2%，“高中学历”的比例为39.6%，“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1.2%。受访者的父亲、母亲为农业生产者的比例为41.8%和46.7%，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且从事农业生产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
第二、高学历贫困。该群体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0.5%和43.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为7.4%，另外，专升本占比为4.7%。在学校类别方面，绝大部分来自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二者合计占总体的81.4%，来自于211院校和985院校的合计占总体的18.6%。该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处于边缘地位。虽然63.8%的受访者缴纳了失业保险，但只有2%的受访者表示曾经领取过失业救济，62.6%的受访者不能拿到加班工资。大部分受访者在私营和民营企业工作，比例为63.2%，还有12.8%的受访者在个体经营场所工作，仅有11.3%的受访者在国有企事业工作，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仅为2.9%。该群体中最多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占比为16.4%，其次是购销人员，占比为14.1%，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也较多，占比分别为10.3%、8.2%和7.1%。
第三、综合性贫困。“蚁族”的收入并不低，但是，他们主要选择居住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平均居住面积为6.4平方米，41.3%的受访者与他人合租，43.8%的受访者自己单独租房，10.8%的受访者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还有1.8%的住在亲戚朋友家里。在深访中发现，一部分“蚁族”延迟结婚和生育年龄，甚至结不起婚或选择作丁克家庭，以此来减缓住房贫困的影响。这些“综合性”要素的缺乏，不仅使其陷入物质贫困，而且阻碍了生命历程的完整进行，甚至直接导致中年和晚年的继续贫困。因此，“蚁族”的贫困并非一种传统的“温饱型贫困”，而是一种“综合性贫困”。
“蚁族”，具有高等教育背景，拥有较多的知识资本，应比低学历群体更不易陷入贫困状态。但是，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假设大学毕业生能在市场上获得稳定收入。现实却与此相反。由于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高等教育类型与产业结构不匹配、就业观念滞后等诸多因素，很多大学生毕业后较难获得高收入的稳定工作，最终成为“蚁族”。由此看来，高学历并不能使底层知识青年摆脱贫困，其贫困状态会蔓延到工作后的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