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世界经济仍然是由西方主导，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分化仍然在继续发展，但经过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短期内这种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过，如果把时间延长到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中期，无论是相对经济实力、国际分工态势还是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一)世界经济依然是西方主导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是从总体上看，冲击并未根本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论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都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1.经济实力
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其在世界经济实力中的主体地位依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在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贷款等方面，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
从国内生产总值看，虽然在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比重的总趋势在下降，但其下降的速度和程度在短期内不足以使世界经济实力的相对比重产生根本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的GDP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25.0%、29.4%和7.8%；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据依然高达21.6%、25.1%和8.4%[1]。
进出口贸易也一样，虽然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是下滑的，但其下滑的程度也比较有限。2007年这一数据是59.6%。2011年其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依然有52.6%。在对外投资和对外贷款上，发达国家的统治地位同样牢固。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相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国家多少都陷入了“缺钱”的窘境。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经济总量和财富积累的巨大差距使得发达国家依然是对外投资和对外贷款的最主要来源国，而且这一状况在接下去很长时期内都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在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列的国家或地区中，美、日、英、法依旧牢牢地占据着前四位，占世界FDI中的近60%。(见图1)
2.科技实力
毫无疑问，各发达经济体仍是全球研发能力最强的国家或地区。以2012年为例，仅主要发达经济体的R&D投资在全球R&D投资的比重就高达66.4%，接近其他所有国家R&D总投入的两倍。就绝对数字而言，美国R&D投入的年度增长，就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总预算[2]。这保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航空航天、农业、军事、材料、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导力；保证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实力方面的优势地位。既确保了它们在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得它们在接下来的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科技实力上的巨大优势，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凭仗之一。
3.国际经济事务
一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二是对世界经济中重要事务的影响力。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还难以动摇。而国际贸易组织则由于谈判效率低下，且在本阶段呈现和美国单边贸易政策相违背的趋势，暂时蒙受着边缘化的风险。所以当前的世界性经济组织主要还是发达国家意志和经济目的的产物，是其用以保持经济发展、维持经济地位以及掠夺财富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中一些重要事务的影响能力，也远远强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就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一方面，由于跨国垄断的大规模发展，发达国家对诸如计算机、汽车、黄金、原油等商品的国际价格，都有着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决定能力；另一方面这些商品价格的发布也基本上来自于发达国家能够控制的市场。再比如，拥有压倒性的金融实力、拥有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无论是世界整体利率水平，抑或各国经济交往之间汇率，都被紧紧地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里。不仅如此，主要西方大国由于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者，还不断收取高额的铸币税。
(二)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20年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和人均GDP日益上升；其二是发展中大国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其三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GDP和人均GDP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砖国家经济发展迅速，GDP总量较之20年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2年，“金砖五国”的GDP总额仅有1.7万亿美元，占主要发达经济体GDP总量的9.15%。但到2002年，十年间，这一数据翻了一倍，达到了2.9万亿美元，上升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12.13%。从2002年到2012年，“金砖五国”的GDP总量又扩大5倍，达到了14.7万亿美元，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48.14%[3]。(图2)
在人均GDP方面，金砖国家也同样发展迅速。(见表1)以中国为例，在1992年，中国的人均GDP是362美元，仅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02%。到了2002年，中国1042美元的人均GDP已经到了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9.57%。而到了2012年，中国6094美元的人均GDP虽然与世界平均的10035美元仍有不小差距，但比值已经上升到了60.73%[4]。
2.要素的国际流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大国在要素国际流动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得到了显着提高，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总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比的上升；二是发展中大国吸引对外投资能力的增强。
国际贸易比重的上升是发展中大国在要素的国际流动中地位上升最重要的表现。同样以金砖国家为例：在1994年，“金砖五国”的贸易总额仅有0.32万亿美元，在国际贸易总额的占比仅有5.12%；而到了2011年，“金砖五国”的外贸总额已经达到了3.62万亿美元，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也已经高达14.53%，在国际贸易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见图3)[5]。虽然在国际贸易结构上，金砖国家的服务贸易普遍比发达国家落后，但是这同样也表明金砖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还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据IMF
预计，在后危机时代(2011—2015年)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的内需将占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而进口增长更是将占到国际贸易增量的40%[4]。发展中大国在要素的国际流动领域地位上升的另一大体现，则是吸引外资能力的增强。同样以金砖国家为例：在1992年，“金砖五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和其在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分别是144.9亿美元和8.7%；到了2002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799.9亿美元和15.0%；而到了2011年，这两个数据更是上升到了2808.8亿美元和18.4%[5]。
3.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
随着经济实力的显着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首的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候选人甚至已经能够在2013年5月7日击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所支持的候选人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在经济事务方面的影响力正在超越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而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把发达国家的投票权向发展中国家做了些转移。这一举措意味着，未来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组织中发言权的变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话语权的相应变大。
(三)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分化继续发展
虽然过去的20年，由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似乎世界经济变得均衡了，但是从贫富分化的绝对值来看，发展不仅不是平衡的，反而呈现更大规模的不平衡，贫富分化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
1.发展的不平衡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实力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分配的不均衡；二是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要素分布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财富积累、科技创新能力、经济体制等方面。就人力资本积累状况看，发达国家凭借优越的教育积累和教育体制，几乎消灭了文盲，每万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高达数千；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盲人数超过人口的一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有几个百分点。物质财富积累的程度更是差距非凡。发达国家许多基础设施百年前就已经完善，凭借200多年来的巧取豪夺、精心布局，把握着世界上大部分财富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发展中国家则错过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机会，再加上在一次次争夺中的失败和赔偿，在这个世界上以多数的人口掌握着少数的财富。科技创新能力也有着和物质财富积累一样的情况，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掌握和发展了人类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从而也掌握了从前沿继续向前推进的能力——创新能力；反之，发展中国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作为跟随者。在经济体制方面，发达国家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其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已经相当完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普遍起步较晚，而且很多时候还要受到发达国家看似“善意”，其实结果相当不好的干预(如独联体和拉美国家的经济转轨，以及世行对贷款国经济体制的干涉)，比较完善的经济运行体制迟迟难以确立。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体现，则是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平衡。这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发达国家之间而言，美国在1991年到201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5%，远高于日本同期的0.7%。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言，“金砖五国”在1991年到2011年间整体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5%，是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三倍还多[5]。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则更大，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地增长，但诸如尼日尔、泰国和突尼斯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
2.贫富的两极分化
贫富的两极分化作为一个经济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经济整体以及各国国民经济之中。虽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都在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上有足够的重视，但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却并没有减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既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继续拉大，也体现在民众与民众之间贫富两极分化的继续深化。
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绝对财富增量差距的继续扩大。虽然近些年由于经济增速的差异，发展中大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对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庞大的财富基数，即使他们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其经济增量的绝对值还是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量。以美国和印度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6%和7.6%，前者不到后者的四分之一；但美国该时期GDP绝对增量却高达4.86万亿美元，是印度1.36万亿美元的两倍还多[5]。其次则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着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都得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刚果等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不论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还是经济增长的速度，都与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拉开差距。
民众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论是在世界经济整体，还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非常普遍。就世界经济整体而言，在1981年至2004年间，世界人均GDP由2499美元增长到了6578美元，净增量高达4079美元，但同一时期每天生活费在两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减少，反而由24亿上升到了25亿[6]。所以世界经济的增长不但没有消除贫困，也同样没能够阻止贫富差距的继续深化。发达国家近些年虽然在完善福利制度、保障中产阶级利益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贫富差距分化的趋势却并没有得到遏制。如在1973年，美国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是6%，而到了2010年却下降到了3.3%，同期美国最富裕20%家庭收入在全国总收入占比却由41%上升到了50.2%[7]。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完善，在贫富分化问题上更加严重。如非洲的博茨瓦纳、塞拉利昂、莱索托和纳米比亚在21世纪的基尼系数均在0.6以上(同期英、德等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0.35以下)，而且还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二、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前瞻
(一)在短期内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虽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持续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即使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变化的效应仍难以在短期内体现出来。在诸如五年、十年这样的短时间内，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依然难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8]。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大国尚不足以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冲击；二是在发达国家内部，相互间的经济地位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1.发展中大国尚不足以挑战发达国家地位
虽然新兴经济体近些年经济发展普遍较快，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诸如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和教育、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劣势依然明显，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实力中的主体地位也依然牢固。
以新兴经济体中最为耀眼的中国为例，近年来虽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GDP总额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2年的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并且整体趋势还在继续上升，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属性还是没有改变。从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方面看，中国依然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从科技创新能力和医疗卫生水平看，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产业结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方面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布局的结构性问题也还很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进入不了发达行列。就只能在广度而不是在深度上寻求自己的国际地位。
而且，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其内在的稳定性，治理结构更有着强大的惯性。作为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肯定会努力维护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由于整体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应该也不会通过比较激烈的手段冲击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
2.发达国家内部也不会有较大变动
自二战之后美国的“独领风骚”发展成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后，虽然各个时期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实力地位有着不断的变动，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居首、欧盟次之、日本最末的基本格局一直比较稳定。
虽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也最先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就主要发达经济体来看，它最终所受影响可能反而最小。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比之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日本经济虽然没有变得好起来，却也没有进一步恶化。而欧盟虽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却也没有因此而瓦解，出现急剧的下降。其结果是，冲击似乎严重，位次却基本不变。
(二)在中期里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已经不可避免
虽然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在短期内还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持续作用下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持续发展下去必然带来世界经济格局大的变化。这种变革将会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对经济实力的大变化；二是国际分工的转型和调整；三是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变。
1.相对经济实力
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在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4.2%，而作为发展中大国代表的“金砖五国”的GDP在世界生产总值中占比为26.8%。其中，欧盟和美国的GDP在世界生产总值中占比分别为20.3%和18.6%，其和超过了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此时的发展中大国中，只有中国GDP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十分之一[9]。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后延伸到2020年，情况将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此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将大概下降到约36%，而“金砖五国”的GDP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将上升约十个百分点，达到36%左右，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平。届时中国的比重将超过20%，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时间点再往后延伸五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在世界上的占比则可能降到35%以下，“金砖五国”的则可能突破40%。而如果我们继续向后展望，到2030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到30%多一点，而“金砖五国”的相应数据将超过43%[5]。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远超四分之一。
可见，就中期来看(未来10-20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将出现较大程度的此消彼长，届时以经济实力描述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2.国际分工
随着相对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的变动，各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间、产业内以及产品内的分工也将发生变动。就总的趋势来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大国，随着人力资本、实物资本、货币资本的累计量和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甚至超越，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日渐完善，在高新、高收益产业，以及同一产业内、产品内的高技术、高收益链条环节上的竞争力也会日渐增强，并最终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动。
就当前来看，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当前的国际分工是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和新型的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分工体系。而在这两个方面，发达国家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首先就产业间的分工而言，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交往中要么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方面，要么就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发达国家则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收益最高的第三产业中占统治地位。而就产业内、产品内的分工而言，发达国家主要占据研发和营销方面，其收益远高于新兴经济体所占据的原材料提供和制造。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也远远高于主要发展中大国。
根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发展趋势估计，到2020年，国际分工格局将有较大的变动。首先是在产业间的分工上，发展中大国在保持着第二产业的庞大的同时，第三产业也将会在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的累积量大幅上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庞大经济规模的作用下，得到长足的进步。在产业内部，发展中大国产出的科技含量以及相伴随的利润率将有所提高。虽然，此时发展中大国在科技实力上仍然会与发达国家保持一定差距，但在尖端和高新产业上所占比重会有所上升。虽然还不足以与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直接的竞争，但一定已经在逐渐摆脱在全球产业链中仅仅提供原材料，或者只能从事简单的装配制造工作的地位。出现明显利用已有的资本和技术，寻求在更富有技术含量也有更高收益的研发和营销等生产环节中占据一定位置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继续向前推移，到2030年，国际分工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中大国将在金融、运输等服务业和信息、生物、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利用自身的优势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整体上形成分庭抗礼的格局。四个因素将推动这一变化成为现实。首先，发达国家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导致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其次，经济总量格局的变化将导致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在资本积累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再次，后发优势的存在和更多科技投入将缩小发展中大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科技差距；最后则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摸索，新兴经济体中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会逐渐趋于完善。不过，由于科技实力的进步需要长时间的资本投入、完善的科研体系、长时间的科研氛围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以科技实力上的追赶要滞后于纯经济量上的追赶。所以到2030年，发达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应该还是要强于发展中大国，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应该还是会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
3.经济治理结构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治理结构是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内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将会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转型和调整[10]。随着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相对实力的重新洗牌，发展中大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上升自然会导致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相应下降，其原本的由发达国家独立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治理结构模式也必然会越来越不能反映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进而引致越来越多的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合法性的质疑。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应对国际经济事务中，力求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新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也必然会在新生力量的推动下，表现出相应的转型和调整。
就当前而言，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原本就有所滞后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有了调整的必要。这可以通过一系列事件中得到证实：如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春季会议上一致同意对世界银行增资860亿美元，同时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到47%。又如原本完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变成了包含十一个新兴经济体“二十国集团”等。这些事件固然反映了发达国家独自处理全球经济事务的乏力，以及新兴经济体世界经济地位提高的趋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发达国家依然强横的相对经济实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其实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而言，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有所上升，但是美国在这两个结构中的份额依然高达15.85%和17.67%。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事规则规定，凡重大政策提案都必须得到85%以上份额的支持才能通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事务中依然握有实质上的一票否决权。所以，当前的经济治理结构虽然已经有了调整的趋势和内在需要，但具体的实质上的转变其实还没有发生。
我们预计，到2020年，随着“金砖五国”在总量赶上了主要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将面临一个调整的关键时点。此时，即便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发达国家也在不能绕过发展中大国；此时，发展中大国本身对于国际经济治理权力的需求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经济剥削的程度。于是，在双方需求的拉动下，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事务协商体系都将大幅度调整份额，调整发言权。虽然，因为历史发展的关系，发达国家仍然会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占据更多的份额，但发展中国家大幅度被代表的情况将开启全面改变的进程。
如果再将时间点向后推移到2030年，随着经济实力、国际分工格局的进一步的变动，以及经济治理结构本身在调整方面的长时间尝试和摸索，新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将会被建立和完善。这一时期，不论是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大国，还是除发展中大国外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都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全球经济事务，在某一个经济群体、甚至是某几个经济大国不参加的情况下，都无法得到让人满意的结果。而国际经济事务的处理中，在不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前提下，也同样会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得不到充分地满足。一个更加平等的、民主的经济治理结构，必然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完善和成熟。当然，不论是从政治、军事等非经济因素，还是从纯粹的经济因素看，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将依然在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2030年，无论是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必然会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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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来源：1992、2002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GlobalDevelopmentFinance》(2012-9-28)，2012年数据来源于IMF(2013-4-16)，网址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3/01/weodat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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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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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据由世界银行世界银行2012年9月28日发布的《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GlobalDevelopmentFinance》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3世界经济展望》整理得到.
[10]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J].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