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的社会矛盾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背景是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④这表明，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⑤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的缓解与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猖獗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以印度为例，国际上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印度的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损害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连续多年是印度的数倍，2008年，中国GDP是印度的3.55倍；⑥2009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49913亿美元、13773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62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3620美元和122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97倍；2010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59266亿美元、17271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70美元、13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1倍。⑦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何其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⑧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婴儿死亡率57.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5‰，⑨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而且，1990年代改革以来，印度营养不良发生率下降微乎其微。从1990～1992年间到2004～2006年间两个时间段，中国、越南、老挝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营养不良发生率均大幅度下降，中国从15%降到10%，越南从28%降到13%，老挝从27%降到19%，印度则仅仅从24%降到22%。⑩印度这种经济改革恶化营养不良问题的现象并非偶然和孤例。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自1991年全面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印度自杀率明显上升。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2011年度事故死亡及自杀报告》数据，1967～2011年间，印度自杀死亡人数从38829人一路上升至135585人，自杀率从7.8／100000上升至11.2／100000。1980年代之前，印度每年自杀率较少达到8／100000，仅1970年一年出现过9.1／100000的峰值，1979年和1981年都只有5.9／100000。1991年全面启动经济改革当年，印度自杀率突破9／100000达到9.2／100000，1997年突破10／100000，1999年突破11／100000，近些年一直保持在11／100000以上。11
与印度类似，巴西199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剧烈。本世纪初，占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巴西46.7%的社会财富，最贫困的10%人口仅拥有1%的财富。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为6400万，占总人口的37.7%；赤贫人口为1524万，占总人口的9%；全国有36.1%的居民住房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虽然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左派总统卢拉执政期间颇为注意改善收入分配、减少贫困，但并未解决巴西这一社会经济痼疾。剧烈的贫富分化抑制了巴西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蕴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尽管曾经相当激烈的巴西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已经平静下来，前左翼武装组织成员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还当上了巴西总统，但巴西的社会矛盾并未真正解决，近年经济增长的某些侧面还引发了新的矛盾，如其大豆产业的扩张就在农场主和当地人之间引发了一系列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剧烈的贫富分化还为巴西黑社会势力滋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致使黑社会坐大成为历届巴西政府都无法解决的痼疾。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更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他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堕落，看看郴州窝案与当地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清朝雍正帝执政期间对开发国内矿产资源态度消极，甚至严令禁止，学界多指责其保守、封建，但笔者认为，雍正帝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上述决策，恰恰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采矿业发展的上述严重副作用，因而宁愿通过进口解决国内增长的矿产需求。麻烦的是，近10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巴西、俄罗斯这样的金砖国家也不例外，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勃兴，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尤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动乱与溢出风险。由于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这些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引进的现代医疗保健技术又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与群体的人口增长快且人口结构年轻，欧洲甚至出现了“欧拉伯”的说法。而由于文化传统和“荷兰病”效应等原因，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无法自主发展起来，无法提供足够多的现代产业部门就业机会，众多无业、失业青年相应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的动乱因素。伊斯兰教暴力和无自省倾向最为突出、伊斯兰教教派众多且教派斗争残酷暴烈的历史传统等因素，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国家爆发动乱的风险，也加剧了这些国家动乱爆发后的烈度。
新兴市场将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
由于上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到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趋于终结，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逆转。在经济上，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点。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市场“超级周期”已告终结。尽管美欧日央行先后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但经济增长不甚景气、实际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疲弱、货币宽松政策力度有限决定了难以出现全面、大幅度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矿产资源，由于其开发、产能扩张的周期较短，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矿产资源产能扩张已经太大，且非传统替代能源等增长很快，并无多少价格上升空间，继续下跌压力沉重。未来10到20年间可望出现的某些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压缩相当一部分矿产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核能技术的进步将构成对其行情的最大威胁。只是农产品生产所需土地日益稀缺，需求则持续上涨，且生产周期难以压缩、产能难以迅速提高，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价格有一定上升空间。
回顾近年商品行情数据，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某些指数2012年总体略有回升，但仍未达到2011年初的水平，而且价格回升、上涨主要体现在粮食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矿产价格总体上仍然下跌了。2012年12月11日，路透社商品指数为3071.3点，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为140.6186点，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为443.9199点；2011年12月28日上述三项指数分别为2705.1点、140.6948点和427.3271点；2011年1月3日上述三项指数分别为3183.8点、160.4835点和456.5288点。尽管12月11日商品市场指数高于1月31日，但纽约市场西得克萨斯轻原油期货价格从98.48美元／桶下降到了85.79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A级铜现货价格从8485.5美元／吨下降到了8070美元／吨，美国市场2号软红冬小麦FOB价格从9.18美元／蒲式耳上涨至9.66美元／蒲式耳。初级产品行情下跌，将使得过去10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牛市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严峻考验。
如上文所述，未来必然到来的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另外一大潜在风险，因为这种变动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若与初级产品行情逆转相结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冲击将形成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在微观层次上，新兴市场经济体优秀企业普遍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致使其资产结构中的货币错配问题更加突出，这样的冲击将充分暴露其脆弱性，从而发生相当多的倒闭破产，并最终上升为宏观层次问题。
同时，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与某些国家不切实际的改善工人福利政策相结合，可能导致他们的经济蒙受重创。如赞比亚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争。2011年2月，赞比亚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雇者最低档次（普通劳动力）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6.88万克瓦查（约57美元）提高到41.9万克瓦查（约88美元），涨幅高达56%，其他各档次（技术类工种）涨幅也分别在20%～42%之间。此外，月交通补贴标准从8万克瓦查涨到10.24万克瓦查；月午餐补贴从7万克瓦查涨到12万克瓦查；国内出差补贴从每日10万克瓦查涨到19.5万克瓦查，12涨幅在28%～95%之间。时隔一年半，2012年7月11日，该国政府再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雇员最低工资为113.24万克瓦查，比上年2月份的标准提高了170%之多。在劳动生产率和总的产出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接连这么大幅度提高工资，绝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
除了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等短期负面作用外，从长远看，过于激进地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并不利于赞比亚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就业，特别是不利于在现代产业部门最大限度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这些国家还是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于传统“前现代”农业部门的贫困国家，连续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这些国家就业总人口不到20%的现代产业部门正规就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脆弱性就业者和失业者反受其害，因为给予小小的现代产业部门员工过高薪酬（按赞比亚标准衡量），无异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贵族，阻碍企业采纳密集使用人力的生产方式，而是倾向于多用机器设备，从而阻碍农业部门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赞比亚国内一小批贵族化工人与占多数的无业游民、农民之间矛盾必将日渐滋长。
类似赞比亚最低工资标准之争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并不鲜见，南非等其他一批非洲国家在劳动人事、土地等领域也有较高风险陷入类似赞比亚的状况。
实际上，自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已经普遍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贸易收支恶化。虽然2012年头两个半月其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入一度出现反弹，但从3月下旬起就再度逆转，即使“金砖国家”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2010～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从7.5%猛跌到2.7%，2012年一季度只有0.8%，全年经济增长率未必能够达到1%，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近20%。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急剧失速，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大提高，外债危机风险急剧上升。2011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2012年预计只有1亿美元，而2012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有273亿美元（巴西中央银行数据）。国际收支恶化进一步提高了巴西经济的风险。本来，自2001年以来，巴西贸易收支大体上一直是顺差，但2012年1月出现单月逆差，11月份再次出现1.9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巴西经济不景气已经波及其对华贸易，2012年1～11月我国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806.2亿和783.8亿美元，分别增长11.9%和1.3%。
印度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跌到2011年的7.2%，2012年一季度更跌落到了5.3%，为9年来的最低点，到6月末，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比3月份贬值10%以上，比一年前贬值约30%。由于印度经济颓势过于显著，以至于10余年来一贯褒扬印度而唱空中国的西方研究机构、西方主流舆论也开始集体唱空印度，力度之强，音量之高，几乎一二十年未见。标准普尔对印度的信用评级仅仅比垃圾级高一级，6月11日又警告将把印度评级进一步下调到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从美国《纽约时报》、德国《经济周刊》到加拿大《环球邮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纷纷批评印度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以“再见，不可思议的印度”为题唱空印度。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第二季度贬值11%左右，其资本外逃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未能根治，2011年下半年以来又有变本加厉之势。
印尼自1980年代以来几乎一直是顺差，2011年10月份创造了15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逆差新纪录，1～10月贸易逆差总额5亿美元。
智利2012年8月份出现10亿美元逆差，是2008年以来最高的月度贸易逆差。
……
2012年以来，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所以逆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未来10到20年间，经济风险与萧条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集中爆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爆发政治动乱、游行示威、政变、内战和外战的风险上升，腐败、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业、官民冲突等都可能成为引燃冲突的导火索。其他条件相同，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和地区风险更大，非洲、拉美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将是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社会震荡与动乱的主要风险区。
由于种种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之一，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势力暴涨，控制了相当多的地区，而且成为一批国家政治生活中数一数二的主导势力。预计这股势力在未来数年内将继续扩散，欧洲和美国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膨胀将直接间接助推这股势力的增长，从而维持、加剧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动乱。面对这种局面，美欧国家政治决策阶层很有可能采取纵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在“民主”之类旗号下扩散，借此一举三得：通过制造伊斯兰国家内部的社会动乱与战争，令伊斯兰世界内部自耗，无形之中降低、化解伊斯兰世界的潜在威胁；牢固把握“民主”这面旗号，以占据国际话语权力优势；排挤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竞争对手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与影响力，最好还能诱导、推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祸水东流，在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竞争对手国内制造动乱，削弱其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