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向强权国家转移，涉及到国际权力体系的建构。国际权力以国家为基础，在国家之间进行配置。正如人人平等是一种理想一样，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尽管一直在呼吁），迄今为止还不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国家之间的权力大小，不是建立在平等的理想之上，而是基于国家的实力，以及反映国家实力的国际机制。全球有200个政治实体，它们之间的综合实力差别非常大。就发展水平而言，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与最落后的国家之间，人均国内总值的差别也是几倍到几十倍。世界上存在着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存在着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存在着支配国家和被支配国家。大国、强国客观上拥有较大的权力，这在联合国安全机制以及其他重要的规则中，都有体现。
面对国家权力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人们寄望于在全球化中予以改变。然而，全球化所表现的权力变化趋势，不是改变而是固化和强化了国际权力配置的不均衡、不平等。最突出的是，美国借全球化之机获得了更多、更大的支配权。所谓的全球化新帝国主义，主要就是说美国成为新的统治全球的帝国。其一，美国的权力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美国经济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欧盟经济规模也大，但毕竟分散于几十个主权国家。中国经济规模逐渐接近美国，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层次较低。其他国家与美国相比，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更大的差别。美国的基础科学和高新科技，引导世界潮流。在全球科学界，２／３的诺贝尔奖为美国所获得。美国的遗留大学吸引了千百万计的全球最优秀学子。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是跨国公司最大的母国。美国在科技和金融方面具有突出的领先优势，对全球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军事实力上“一枝独秀”，信息化水平高，海空军实力强，是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投放能力的国家，其他国家整体上与其差距极大。其二，美国的权力延续了冷战的惯性。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美国是西方一极的“领头羊”。冷战的结束，为新一波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在冷战时期两级对立的体系中，美国在西方体系中处于领导和支配的地位。冷战结束，美国以胜利者的身份依照历史的惯性取得了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其三，全球化的机制增强了美国的权力。全球化削平了全球流动要素的门槛，消融了对全球流动要素的区隔。各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受世界的影响更大。强国影响世界，弱国受世界影响。就美国而言，美国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处于全球化格局中最高端、最中心的位置。借助全球化的机制，美国能名正言顺地、方便地将其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投射到更远的地方（以前不能到达的地方）。
全球化权力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国家权力让渡于国际组织。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任何单一的国家都难以对其进行全面有效规制，从国际层面建立相关的机制变得日益重要。各国既然汇入到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就要遵守全球化通则。各国传统的经济管辖权，就要部分地、一定程度地转移到国际组织。这种国际组织很多，覆盖的领域不同，组织的大小各异，管理的权限不一；其中，有三个大型而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特别重要，即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共同规制全球的经济生活及其秩序，号称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支柱。这些组织名义上是国际组织，但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不大，甚至没有发言权；真正对它们起到支配性影响的还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全球化增强了国际资本的力量。全球化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就是各国放松和解除管制，以促进自由流动。这在客观上是经济要素流动的需要，主观上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所强化。从权力角度看，就是国家管制的范围和力度减少，即权力在缩小；资本的自由度在扩大，即权力在增加。在所有资本类型中，有两类资本在全球化中特别耀眼。一类是跨国公司，它们是全球化权力转移的得益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占有全世界贸易份额的2／3。在全球化进程中，哪里的市场条件适合，哪里的成本低廉、潜力巨大，跨国公司就往哪里推进。跨国公司为了逐利，会规避母国和投资国的政策。跨国公司的巨大规模和全球布局，增强了其与国家及工会博弈的力量，中小国家、穷国弱国更是缺少制约这些“庞然大物”的手段。另一类是金融资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全球化从规制上减少了对金融流动的约束，而信息技术为金融瞬时流动插上了翅膀，松绑加推进，两者的组合使金融全球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国际金融资本规模大、流动快、操作复杂，个人乃至弱小国家都无法与之抗衡。一些离岸金融中心的兴盛，更是有意规避所属国的干预。
权力的转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权力转移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果站在人民的角度观察以上这些权力的转移，最大的感受则是与权力的距离越来越远。权力由民族国家转移到国际强权、国际组织。那些居于外围国家的人民，日益受到远在欧美的权力中心的支配和影响。在地理上，尤其是心理上，这些权力掌控者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间接。需要指出的是，权力的行使方式也越来越微妙。经典的权力与政治以法律、命令、政策的方式实施。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膨胀的资本的权力，与政府权力不同。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资本借助市场的手段，其施加的影响虽然无所不在，但却又难以明言，资本运作的方式是间接的、隐蔽的。资本权力的厉害之处在于“软刀子割人”，受害者甚至无处诉说。
权力变化的方向是脱离人民的制约。就国家层面而言，美国在全球化中摄取了更大的权力。但是，美国之外的人民对美国政府没有选举权。美国的权力不受美国之外人民的制约，也无须向美国之外的人民负责。换句话说，美国获得了全球化的权力，却没有相应的义务。就国际组织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三大国际组织，都不是源于人民的选举。它们是依据国家之间的契约建立的，权力分配都有各自的规则（有的是按照出资的比例而分配的）。无论是超级大国、国际组织还是跨国公司，它们拥有权力但并没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它们既不由人民产生，也不向人民负责。它们的权力，要么与人民无关，要么与人民的关联是间接而遥远的。这些都有悖于民主发展的潮流。
人民赋权的全球化民主建构
全球化进程之中的民主景象很复杂。笼统地说全球化有损于民主，也许并不公允。全球化的经济流动、信息流动、人员流动，客观上刺激了民主因素的发育，人民的眼界更宽了，思想观念更开放了。的确，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体制的改变。各种威权主义倒台之后，多党制席卷全球。有人称之为民主的第四波，全球新的民主国家数量在大幅度增加。然而，数量并不代表质量。在全球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政治乱象。有的国家民主徒有形式，有的国家甚至连民主形式都不具备，有的国家更因此引起了政治和社会纷争。如果将眼观转向全球机制，民主的趋向则更令人担忧。经济全球化中出现了“民主赤字”，不仅民主的发展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调，反而出现了因应经济全球化而损害民主的现象。美国的独大，抑或运用合法机制控制全球，抑或干脆甩开全球机制直接干预他国事务，挑起了多场对外战争。在全球关系的民主化与寡头化变动中，民主化是一种理想的呼声，寡头化则是既成现实。就人民权益而言，迫于经济竞争压力，一些国家福利遭到削减。屈从于国内外资本的压力，许多国家的劳工地位进一步下降。相对于强权和资本的权力扩张，人民权力面临着如何约束权力、如何与权力取得平衡以及将权力纳入民主机制之下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