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力的天平是否在向中国倾斜？
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冷战结束后的许多年中，受制于自身有限的对外行为能力和地缘政治空间，中国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在国际上保持低调的同时集中精力壮大国家实力。在处理与美国关系问题上，中国试图“学会与霸权相处”，努力适应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现实，并作出相应政策调整。③因此，面对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大使馆和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EP-3型侦察机相撞事件，中国均力图避免对抗。为了探寻与美国及其他主要大国的“和平共处”之道，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主张各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实现和平共存。④虽然国家正在崛起，中国却仍较为谨慎地隐藏大国的雄心。有意思的是，“G2”概念出现后，很多中国人起初陶醉于中国的全球大国地位得到了认可，而中国领导人却很快开始批评该提法“有可能成为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前沿的圈套”。⑤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认同“G2”的提法，认为这一概念“不恰当”，同时重申：“尽管已经取得显著成就，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需要几代人为之努力。”⑥
随着国家实力的巨幅提升，中国不仅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且在抵御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表现得比多数西方国家更好。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为世界权力的天平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开始争论是否应该放弃消极的“韬光养晦”政策。尽管争辩仍无结论，但大家都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需要利用自身日益增多的筹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结果，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愿意积极主动地塑造外部环境，而不是消极被动地作出反应，在捍卫本国核心利益上也变得更为强势和不妥协。陷入金融动荡的美国，看起来自顾不暇，迫切渴望资金充裕的中国施以援手，但仍然试图延缓中国的发展，这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再愿意对其迁就迎合。尽管中国当前在对美政策方面并未出现方向上的根本逆转，但其在相关问题上的言行已经在向减少容忍的方向发展。
有鉴于此，中国的崛起将成为中美关系在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按照两国实力对比情况来处理双边关系。上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美国出于制衡苏联的目的开始与中国接触，但那时的中国远不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所以，美国并未将其看成是真正的竞争者。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开始将其看成一个真正的对手，两国关系也由此日趋复杂。除了在贸易、人权、台湾问题等很多双边领域问题上的分歧经常激化外，两国对彼此长远意图的疑虑也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中国人怀疑美国企图通过分裂中国、破坏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联合中国的敌对势力实施包围等手段，阻止中国强大；很多美国人则担心中国的大国雄心会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作为霸权国，美国的自身价值和利益与当前国际体系的规则、价值和制度息息相关，既得利益促使其极力维护现行国际体系。与此相比，崛起国则往往要求改变既有权力分配格局。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改变常常会带来冲突，甚至是大规模战争。⑦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争论，是应将中国视为威胁而施以遏制，还是看作机会而增加接触。作为该争论的一种反映，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常游移于两种观点之间，但最终总是回到折中立场，即在妥协与对抗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折中主义立场植根于现实主义，一方面与中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并务实地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同时又从权势政治的角度防范由此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准备应对中国像典型的崛起国家那样热衷炫耀武力的可能性。⑧为提升“两面下注”战略（hedge strategy）的有效性，2009年，也就是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年，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便提出“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美国须明确表态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和成功的大国，而中国则需要向世界保证其发展和日渐重要的全球角色不会威胁他国的安全与福祉。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于，如何从战略上的互不信任走向“战略再保障”。不过，“战略再保障”的概念很快被华盛顿所抛弃，因为它对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作出了立场明确的新回应，一度使一些人怀疑美国对华是否转向了单纯的接触政策。⑩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在继续探寻，“在相互依存和中国力量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如何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各自发挥全面作用，以推动双方合作”。11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心存疑虑，但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中国与美国力量差距仍然很大，无法承担同美国全面对抗的代价。中国将21世纪的前20年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战略机遇期”。12 因此，习近平在2012年就开始呼吁通过对话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已经有过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事实（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于20世纪初的英美之间），而且也是由于该概念是“和平共处”这一广为使用的词汇的另一种表达。习近平用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战略互信、合作共赢等概念来描述“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共存关系被解读为中国政府承诺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作为回报，美国将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13 说“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新概念，还因为其中的大国定义仍然沿用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实力的定义。尽管中国已经根据现实主义传统与多极世界中的新兴“极”（包括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和南非等国）谈及新型大国关系，14 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都没有提升到中美关系的高度。只有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才堪称大国，因而必须携手“走出一条避免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构建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模式”。15
奥巴马政府对习近平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给予了积极回应。虽然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崛起最终将如何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仍然不确定，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2012年3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纪念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4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讲话中，督促北京和华盛顿“寻求一个答案——一个关于‘既有强权遭遇新兴大国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16 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则清晰地指出，奥巴马政府将与中方一起超越“新兴大国和既有强权注定发生冲突”的命题，并将与中方一道“构建新兴国家和既存大国关系的新模式”。17 在2013年6月习、奥加利福尼亚峰会召开之前举行的吹风会上，一名白宫高级官员也表示，由于认识到新兴大国与既有强权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为避免竞争带来的陷阱，双方领导人一致强调构建互动模式的重要性，以“堵住导致两国关系不稳定和争斗的最主要源头，避免将双边关系引向对抗之路”。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