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与中美竞争
尽管两国领导人均支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的确还是有可能将双边关系引向对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针对亚太的“战略再平衡”,已经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尽管美方辩称,“再平衡”政策只是为了在亚太这个世界关键区域追寻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未来,而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且更新美国的联盟体系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每项政策都不过是其旨在阻碍中国崛起的整套遏制战略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再平衡”是以损害中国为代价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将会成为地区安全的威胁。对奥巴马政府而言,在让中方相信“再平衡”并非意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向盟友证明美国将恪守同盟义务,是一个巨大挑战。尽管奥巴马一再向中国政府保证“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有助于世界和地区的繁荣与稳定”,19 但中国人对此并不信服。这是因为中方对“再平衡”政策的动机存有疑虑,认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与其平起平坐。无论“再平衡”是否旨在遏制中国崛起,中国都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随着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断增加,美国希望调整其在全球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方面的投入以实现“平衡”,而其推行“再平衡”背后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对一些亚太国家的呼吁做出回应——这些国家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区域权力平衡,因此美国应该在制衡中国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在周边外交中展开“魅力攻势”,推行“睦邻政策”,以提升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政策抛弃了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做法(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论亲疏),改变了根据周边国家与美国、苏联的关系定位其与本国关系的传统(“以美划线”、“以苏划线”),不论周边国家的意识形态倾向、政治制度以及与其他大国关系如何,均与其发展友好关系。20 自此以后,中国与很多先前关系紧张的周边国家改善了关系。中蒙关系正常化即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此前的蒙古曾长期被视作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的卫星国;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e Gandhi)1988年12月访问北京的“破冰之旅”则是另外一个案例,这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两国间的首次高层访问;21 第三个案例则是在与朝鲜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改善与韩国的关系。22 在此期间,中国同印尼(1990年8月)、新加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和越南(1991年11月)等几个有影响力的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于1991年应邀参加了东盟部长级扩大会议,于1994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ARF)成员,于1996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明确表明了“站在亚洲一边”的政策立场,坚决拒绝人民币贬值。在当时的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必将导致地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损耗东南亚国家为复苏经济所作出的努力,进而给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积极反应,使得其赢得了在该地区影响力。199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应邀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东盟首脑会议,中国与东盟每年一度的“10+1”峰会机制自此肇始。随后,日本、韩国领导人加入其中,“10+3”机制于一个月后创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首届“10+3”峰会上宣布将携手东盟共建“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3
中国睦邻政策的成功,恰逢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亚太相对忽视之时。由于一门心思地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亚太事务从未成为小布什的首要议事日程。正如小布什第一任期时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所言,“问题不在于我们有些忽视亚洲,而在于我们完全忽视了它……现在,我们实在太全神贯注在伊拉克事务上,全然忽视了亚洲”。美国国务卿赖斯错过2005年和2007年两次东盟地区性论坛的严重失策行为,即是上述论断的重要证据。24 尽管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所有地区大国,都有各自与东盟国家的首脑峰会,美国却没兴趣召开“美国—东盟”峰会,这部分地是因为小布什不愿意到亚洲去参加这种“清谈”会议。实际上,参加这类首脑会议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出席会议本身就传递了对地区事务的兴趣和担当,而缺席反映出态度上的漠视,且容易招来非议。
鉴于中国的成功和美国的失策,伊丽莎白·伊卡诺米(Elizabeth Economy)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预测了亚太权力重新配置的三种可能前景。其中的最佳前景是中国与美日分享地区领导权,促进地区内共识的形成,以应对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面临的挑战;第二种前景展示的则是一种传统的平衡游戏,亚洲国家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借助中国绕开美国,并由此在对外战略上找到一条能更直接地实现其安全、政治和经济领域国家利益的替代路径,但这对美国显然缺乏吸引力;对美国而言,最坏的前景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美国面对的将是一个对美国安全行动反应更消极、对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和金融体系依赖更少,以及可能会在美国所发起的关于人权或反恐等各项外交行动面前表现更冷淡的亚洲。25
然而,上述三种前景都未实现。这是因为,中国的长期实力潜能及其主导地区文化和政治的历史,决定了睦邻政策的成功只能是暂时性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虽然仍在重申其睦邻政策,但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上,则开始以更加强硬的方式表达主权诉求。“中国的核心利益”突然变成了一个流行语,其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核心利益”被定义为“国家生存的底线”且“在本质上是不可以谈判的”,26 表明了中国维护其主权和领土主张的决心。以往中国官方关于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声明,一般是特指台湾、新疆和西藏问题,27 而在2009年,中国领导人则将核心利益涉及的范围扩展到了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问题,并对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强力回应——包括多次尝试阻止越南和菲律宾舰船在争议水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在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导致两国陷入僵持、日本政府试图将钓鱼岛问题国际化之际,对其采取强硬的惩罚性措施,并动用军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以致引发外交危机。
面对亚洲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的“战略再平衡”自然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甚至是主动邀请,因为这些国家要么对中国“展示肌肉”深感忧虑,要么为了激起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而试图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很多亚洲人过去习惯问,如果让美国驻军和建设军事基地,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现在的新问题已经变为,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才能让他们留下来?这都是因为中国。28 考虑到很多国家欢迎美国增加军事力量以应对权力平衡的快速变化,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从反恐转向了有力地行使其在亚太的领导权。因此“再平衡”很容易被理解为美国决心对中国挑战其亚洲领导地位进行反击,也容易被理解为对某些美国战略家的回应,这些人号召遏制中国,绝不能因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而使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遭到削弱。
中国自然会怀疑美国是在自己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挑拨离间、制造摩擦,以便坐收渔利和保持自身影响力,进而长久地按照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因而保持高度警觉。在中国官方看来,深藏在“再平衡”政策背后的,是华盛顿对中国在该地区上升势头的极度担忧和其削弱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决心。特别让北京方面紧张的是所谓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按照该计划,奥巴马政府围绕六条关键“行动线”(lines of action)展开外交:加强双边安全同盟;扩大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s);参与地区多边制度;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根基雄厚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30 中国将该计划视为美国全面运用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内的所有力量元素以阻挠中国崛起的一项综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