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邻国愿意在其阴影下生存，他们之中却也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承担与中国为敌或置身中美对抗夹缝之中所造成的后果。因此，美国也无法通过与亚洲国家合作构建反华联盟的方式遏制中国，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够负担与一个市场广阔的新兴大国为敌的代价。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相信让美国与中国竞争最符合其利益，但多数国家认为与中美两大国同时搞好关系、不与其中任何一方为敌更能维护本国利益。中国的多数周边国家所热衷的是利用美国的存在压制中国，同时又强烈支持与中国接触，希望能将中国固定于地区合作框架之中。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想继续与一个繁荣的中国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能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中获益。环顾中美两国，很少有东亚国家愿意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或准备好了在中美两个可能的对手之间倒向某一方。以东盟为例，尽管其多数成员国“欢迎美国防范中国力量的增长，他们的经济却越来越依赖中国，且不想卷入中美两巨头之间任何可能的冲突之中”。41 这些国家都希望看到，随着它们更明确地展示团结，中国的快速崛起能得到抑制，亚洲能够持续繁荣。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为了防止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升级破坏地区繁荣稳定而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有鉴于此，多数东亚国家“拒绝试图在美国中国之间选边站的错误选择”。42
第三，由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奥巴马政府任职之时恰逢从短暂的美国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权力转移的关节点上。虽然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但“美国的相对实力将会衰弱，影响力也会受到更大限制”。43 面对一个日益复杂、脆弱、权力分散、竞争趋强的世界，美国能在竞争中居于何种地位，最终取决于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健康状况。从长远看，美国有待克服棘手的、阻碍其政府有效行动的政治僵局，并理顺国库，才能将精力投入东亚。尽管美国要在亚洲维系一个强大军事存在的承诺是真诚的，但如果不能解决所面临的这些重大挑战，不管美国意图如何，它仍将难以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能否兑现增加美国军事存在的承诺，长期负担在该地区的海空军部署，仍然很难预知。考虑到预算限制，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份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针对亚洲的“再平衡”持悲观态度。一方面，美国日益偏重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可能会导致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军力的缩减。不仅如此，调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和最大限度削减海军开支的计划可能撞车，导致前者在资金链上受到比预想更大的限制。44 新加坡一位观察家因而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在较长时期内受制于其现实财政状况和未来政府管理方式的变迁……无论是否乐意，美国在亚太的角色（更不用说在全球的角色）从长远看是相对下降的”。45
第四，军事、外交等各种资源投入对于维持美国的全球地位不可或缺，奥巴马政府想在削减这些资源投入的同时在亚太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然面临着巨大困难。虽然美国试图把亚太作为战略重心，但在中东、北非仍然是潜在动荡中心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的精力仍有可能重新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冲突之中，而这将使上述资源投入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因此，相对于“战略东移”（pivot），奥巴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更喜欢“再平衡”（rebalance）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因为最初使用“战略东移”提法时带来了一些意想之外的后果，这一提法使人联想到美国将从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完全撤离”曾引发广泛关切。46 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想让中东问题继续像过去十年那样主导美国对外政策，但该地区存在的各种潜在或显在的问题（如叙利亚发生严重内战、伊朗发展核武器、埃及新政府前途未卜、巴以关系陷入僵局，以及约旦、巴林两个亲西方君主国国内的不稳定）依然可能让美国麻烦缠身。有趣的是，当奥巴马在2013年年初开始其第二任期时，华盛顿的很多观察家都在猜想，美国政府是否会对“再平衡”政策本身加以“再平衡”，因为克里曾在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对美国的“转向亚洲”政策感到不安，在他看来，此举既不明智也无必要。当然，那时还是参议员的克里是否在阐释一种新立场尚不得而知，47 不过其任职后的首访选择了欧洲和中东。他的外交优先日程是推动重启巴以和谈、伊朗核问题谈判以及叙利亚内战问题，而不是亚太事务。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奥巴马2011年11月作出高调访问澳大利亚、具有象征意义地宣布在该国增强军力部署的举措时，美国国内舆论领袖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尽管美国媒体对于政府针对中国的强硬姿态鲜有批评，但对国内乱局和中东旷日持久的战争感到愤怒的民众，却在指责政府包括在澳大利亚建设军事基地在内的新举措。
在这种情形下，尽管中国已经在亚太地缘政治新格局中崭露头角，美国还是不能按照零和博弈思维界定自身利益并施以遏制。在两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美国任何试图单方面遏制中国的尝试都难以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