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共同谋求新的“权力均衡”体系
由于遏制中国崛起不现实，“战略再平衡”并非只是针对中国，而是美国界定其在亚太地区利益和优先事项的长期努力的延续。亚太正在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兴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鉴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对该地区的投入不足，“此次对外战略优先次序的调整，表明美国已意识到21世纪地缘政治现实的变化”。48 中国在“再平衡”仍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同中国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是其成功的关键。从现实角度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与中国接触，并接纳其成为国际体系中权责充分的全面参与者。与中国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关系不仅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事关美国亚洲宏大战略的成败。
基于上述认识，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既有强权通过对抗和遏制崛起大国来达到其所声称的防止冲突的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带来的恰恰是他们想竭力避免的结果”，因而，“我们尤为迫切地需要同中国合作”。49 这可以看成是对美国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图的一份声明。体现在政策领域，奥巴马政府承认了中国的全球新兴大国地位，并建议将双边关系从小布什时期的“坦率、合作、建设性关系”升级为“全面、积极、建设性关系”。用“积极”代替“坦率”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不愿在敏感议题上挑战中国，也体现出其对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视。为了在他2009年11月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前定下合适的基调，奥巴马没有与10月份访问华盛顿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会面。这背离了美国总统的一项重要传统。为表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奥巴马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首次明文规定：“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其重要。”在举行两国双边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的同时，奥巴马毫不犹豫地将双边高层对话提升到“战略”层级，并将中国定为“战略伙伴”——“一个中国渴望得到的标签”，而小布什政府任期内的中美安全对话所用的标签只是“高级”，因为要把“战略”的标签留给其同盟国。50 该一变化表明，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美国逐渐开始愿意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平等交往。虽然战略与经济对话、经常性的首脑峰会以及政府间不同级别的制度化磋商，并不是可以使两国领导人轻易消除挑战、管控棘手的双边关系的外交“万灵药”，但这类对话机制已经成为两国寻求共同利益、管理双边摩擦，以及协调应对全球和地区问题（这点日益显著）的有用平台。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还是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摩擦，而且不管外交政策如何高明，这种摩擦都难以轻易消除。为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同中国合作，奥巴马政府必须以现实主义的路径构建基于特定准则和规范的地区秩序，制定使中国能够壮大和保障自身安全但又不能使用武力强迫其邻国的行为准则。“以规则为准绳是美国政策得以有效推行的正确路径。而这一路径又必须以对忽视、违反或单方面改变既定秩序等行为的制衡能力为后盾”。51 奥巴马政府必须证明，当中国损害美国利益和引起地区不稳定时，美国有能力按“规矩”办事。地区秩序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持一种能够抵制任何国家单独取得地区主导权的权力均势。回顾历史，冷战时期的亚太地区保持了相对相对较长时间的和平，其重要基础就在于中苏等为一方的大陆国家和美国及其沿海盟国为另一方的海洋国家，形成了一种权力均势并相对稳定。然而，这种海陆国家之间的平衡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和军事能力的提升开始向太平洋西岸倾斜，并引起了一些较小的海洋国家的担心。结果，为亚太地区带来稳定并推动亚洲经济奇迹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权力均衡逐渐被打破。52 有鉴于此，美国重新采取接触政策就是要恢复该地区权力均衡，否则，就可能会引发有关各国对地区安全的担忧。
当然，权力均衡非常微妙。一方面，为了建立和平的地区秩序、制衡中国势力、影响中国融入新兴国际和地区体系的方式，美国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包括维护其与盟国、伙伴国的深厚关系；另一方面，权力均衡要求美国与崛起的中国分享责任与领导权。这对很多担心本国被敌对国家赶出亚洲的美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为阻止此种结果出现，美国曾经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作战，也曾在冷战中同苏联交手。因而，很多美国人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对美国在世界上最富活力地区的根本利益的威胁。53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亚洲政策的基调一直是谨慎外交——修整太平洋地区的传统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美国的态度是，在中国表现出合作态度时，与之进行接触，同时要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其挑起战事。美国的目的是限制中国，而不是遏制中国”。54
美国已经无力像过去那样主导性一切、无所不包，因而必须把中国视为该地区的实力对等大国，并探求一条与其相处的可行路径。尽管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只能满足于做一个更谦卑的角色”，但它的确可能预示着“美国只有让给中国一些政治和战略空间，才能建立适应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和平新秩序”。55 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区投射力量的国家。中国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中美这两个最大的亚太国家需要加深理解、增强互信，至少应承认彼此在该地区的合法利益和地位，并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考虑对方关切。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一定要接受中国所有的核心利益诉求，但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符合既有国际准则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正当关切。中国政府已经阐明，在中国争取与大国建立新型关系过程中，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底线。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所说，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需要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底线，不挑战或突破对方的底线”。56
从这一立场出发，美国对地区冲突的涉入必须降低到合理范围，以缓解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应阻止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采取会导致敌意的挑衅行为。美国不可能仲裁每一争端背后涉及的纷乱的法律、历史和情感争执，因而必须谨慎地避免被其地区盟国拉下水，从而卷入到它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美国不应鼓励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亚太地区盟国为实现领土诉求而增加与中国冲突、甚至进而升级为更大的国际冲突的风险。中国实力迅速强大，使得美国很难再依靠自身曾经无可置疑的实力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其实施有效的干预。美国必须考虑它是否能担负得起在盟国挑起的任何争斗中提供支持并同中国较量的代价，因为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发动战争对美国而言可能会极其昂贵和危险。对中美两国来说，找到一个能使双方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妥协之策并非易事，但它们可以先维持一种合作与摩擦并存的双边关系。换言之，尽管双边关系中的摩擦仍在继续，中美两国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继续加强交流磨合，同时“各自努力通过东亚峰会、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多边制度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基于共同利益的彼此接触也要继续推进”。57
意识到在一个中国崛起的环境中维护其地区利益并不必要发生冲突，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领土争端中采取了中立立场，并敦促所有国家遵循国际法。美国政府推动东盟国家进行联合，反对中国政府坚持只在双边场合讨论领土争端的立场，同时督促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并警告它们不要使用“制裁、恐吓和威胁”的方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支持南海争端当事国起草一个广泛适用和强有力的行为准则，以“建立平解决争议的明确程序与规则”。58 美国一方面要给中国施压促使其采用外交手段解决海洋争端，另一方面又要在领土争端中保持中立，为了在两种立场之间寻求平衡，奥巴马政府在支持盟国和针对领土争端采取中立之间艰难地“走钢丝”。例如，尽管菲律宾领导人公开声称，根据1951年的《美菲互保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美国有义务在黄岩岛争端中为其提供保护，奥巴马政府还是小心地避免作出任何官方声明对此予以承认或否认。美国政府对于黄岩岛是否属于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从未作出任何官方认定，虽然承诺履行《美菲互保条约》，但并没有不明确该岛礁是否在其涵盖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