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钓鱼岛争端中，自中国开始在其12海里领海的争议水域实施定期巡航以来，加上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两国间的冲突不断增加。日本有将美国拉入同中国冲突的强烈意愿——虽然这样做是一场豪赌，日本为此承担着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同中国开战的风险。此种形势给奥巴马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其“最大程度挑衅亚洲邻国、同时让西方盟友为难”的外交政策不仅冒着和中国疏远关系的风险，也导致了美日关系疏远。一位观察家因而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在安保上全然依赖美国显得越来越不正常。当前这种安排给日本和美国都造成了压力，既让日本对自身极度依赖美国的现状产生焦虑和怨恨，也让美国担心东京方面可能会将其拖入对华战争。”59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既希望阻止中国对日本采取进攻性行动，也必须避免承受盲目支持日本政府一切行动的代价，如有必要，也将约束日本政府的挑衅行为。如果日本决心放弃和平宪法，自己掌握本国的安全命运，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全面提升核武研发能力直至宣布建立核武库，那么，美国“战略再平衡”政策将由于美国信誉和影响力受损而走进一个“恶性死循环”。奥巴马政府至今仍未能很成功地在中日两国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结论
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探索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的试验场。不幸的是，谈及双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每个国家总认为对方必须做出实质性改变，好像责任本来就应该由对方承担。很多美国人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正在变得日益独断专行，强烈要求中国不要走上昔日帝国的扩张道路；而很多中国人则认为，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否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对等大国崛起的现实，并调整其与中国相处的方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方明确表示，构建两国关系的这种新模式只需要美国单方面的改变，这是因为，如同中国与美国打交道经验丰富经验的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及其外交部同事庞含兆所言，“中国从不做有损美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与此相比，“美国在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难令中方满意。中方并不是中美关系中难题的始作俑者，更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60 另一名中国外交官则进而明确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球’在美国方面。只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还是‘非友非敌’的局面，两国关系还会不时出现波折与紧张。这是中国非常不愿看到的。而这种后果对向来崇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的美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61
作为21世纪相互竞争的两个世界大国，中美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和潜在危机点，它们之间的战略互不信任难以避免。62 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日益汇聚，因为“两国间的权力分布更加均衡，为了解决在其所认为对本国前途至关重要的难题，每一方更需要与对方进行合作”。63 G2概念所要达到的“战略两极”或“中美共治”虽然不切实际，但这一提法是对中美关系的核心地位以及两国通过合作管控彼此关系的必要性的一种确认。如果中美能真正携手，以它们的力量和财富建构一种持久的地区权力均势，而不是试图在外交或军事对抗中战胜对方，就一定能够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希拉里所言：“中美两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我认为，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可能都得不到解决……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