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功转型贡献人类发展
正如一位国外记者所说，“还从没有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像中国这样崛起在一个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的每个角落”。③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现代化的，经历着多重的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和风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2008年的一次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研讨会上曾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与近代以来先后崛起的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性：首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保持了领土和文化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国家；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帝国传统、并且有过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存的唯一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并且与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第四，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时没有遇到过的相互联系异常紧密的、全球规则和机构覆盖了国际联系每个角落的时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独特性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有四个方面的挑战特别值得重视：
自我定位和与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标识。冷战结束后，随着南北关系的突出，中国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虽然减少了国际交往中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和体制负担，但是也意味着要对长期坚持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经济交往关系的紧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在受到挑战。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继续给予更大的支持，但是与中国在多个领域中产生的经济竞争，又冲击着长期建立的兄弟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G8、G20，以及G2在国际社会被热议充分说明了这点。显然，对于已经与世界全面接轨并有着多种利益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是三个世界理论，还是发达∕发展中国家理论，都不能给中国定位自身提供全面的理由，也难以为明确与能力相配的国际责任提供依据。
政府态度与国民心态。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坦然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批评乃至攻击，因为已经熟悉了原来国际格局的各国，还不习惯同一个新兴的大国打交道。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国际社会适应中国，更需要中国主动地习惯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国民心态中的自卑和自满情结尤其需要克服。百年的屈辱历史、长期的全面落后以及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这种自卑感产生的根源。自满则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出现的。自卑和自满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由自卑到自满，很容易造成行为的非理性；稍微的外界冲击，也会从自满沦为自卑，从而失去自信。这两种心态及其转化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中，而且存在于政府官员中，在对待国际社会批评时表现得尤其突出：或者屈服于无理批评，或者将合理建议置之不理。
主权原则和主权的弹性。主权观念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尽管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后进者，但是对于主权观念高度认可，并将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前提。之所以如此，既因为中国曾经在近代以来丧失过主权，还因为中国有着国家间平等交往的悠久传统。随着全球问题的不断增多，中国对于全球事务参与的加深，如何既坚持主权独立完整原则，又能灵活地在主权框架下解决重大问题（比如气候问题等），显得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在形式上是国际乃至全球问题，并涉及主权的“让渡”或限制，但是解决的过程和所依靠的资源在本质上则是国内事务，必须依靠主权国家。如果主权国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不仅会面临国际压力，也会引发国内矛盾乃至冲突。
民间交往和国家利益。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对外交往中，政府优先于民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曾经受困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的两难，以及无产阶级阶级友情和国际人道主义的矛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顺利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困扰，实现了对外交往基础向国家利益的回归。但是，人员流动和交往的扩大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也对政府主导的对外交往提出了挑战。民间外交、全面外交的提出虽然是对这种变化的应对，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能力不足，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还处于磨合过程中，导致民间外交、公民社会外交难以充分发挥对国家外交的有效支持和辅助作用，也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全面扩展和维护。
无论是全球关系还是中国在其中的角色都远未定型。因此，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在积极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