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于政党来说是一件新事物，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形势与挑战，国外许多政党为此增强党的适应性，并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党的变革调整，不少政党实现了成功转型，但也有部分政党应对不力。
其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致力于拓展党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向跨阶级政党转型。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纷纷增强本党的政治包容性，在原来已经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淡化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尤其是一些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大都有意识地模糊本党的阶级属性，进一步把本党打造成跨阶级、全民性的政党。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推出的“第三条道路”，最重要的是一种理念的更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党的政治转型。英国保守党在卡梅伦时期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加大意识形态的兼容性，改变撒切尔时期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冷漠形象，从工党身上借鉴了社会公正、共同福祉等理念，并将绿党、自民党的环保主义等纳入本党的意识形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冷酷无情的富人政党形象。包括德国社民党和基民盟、印度国大党、巴西劳工党等也都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而改变了或不断改变着其阶级政党的形象。但也有政党走向了两个极端，印度人民党近些年来反而日益强化该党“教派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排斥包括本国伊斯兰教在内的其他民众，从而陷入相对孤立境地，在近几次大选中接连失利。
其二，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创新党的管理方式，提高党对党员及支持同情群体的吸引力。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国外许多政党着手从制度、机制等方面改革调整来增强适应能力。西欧一些社会党通过建立“主题支部”、“项目党员”制度来顺应形势变化要求，改变过去传统而严密的组织机制和党员活动方式，提高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许多政党在不断调整党与自身联系组织青年、妇女、工会等群体的关系，放松对其管制，给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性，使其通过灵活的方式为党分忧解难。部分国家政党还不断创新党员管理的机制与模式，印度、巴西、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努力探索对流动党员管理的新机制，建立流动支部，把支部设在工地、码头。但西方及发展中国家也有少数政党由于过分突出党的所谓“制度创新”，出现了党的地方组织自行其是、党员散漫自由的现象，导致党中央的掌控能力下降，其长远规划与政治意图难以实现。
其三，改革和调整党的宣传动员方式，加强与新兴媒体的互动，增强党的凝聚力。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的生活节奏，以及党员和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许多政党为此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调整。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改变党内文件、重要信息自上而下逐级、分层传达的模式，改由党的内部网站、手机直接传输给本党党员。英国工党和保守党、韩国大国家党、巴西劳工党、南非非国大、希腊共产党等许多政党都着手改革传统的宣传动员方式，一方面重视利用新媒体来传播本党理念和价值观，加强公共公关，扩大党的内外影响，大力增进党与新媒体的融入，改善与它们的关系；另一方面使党的理想教育方式更加灵活，寓理想、价值观教育于欢快的娱乐和日常交流中，注重对党员的柔性引导。一些国家政党在重大党庆或其他重要活动时，邀请国际和国内知名摇滚乐团助阵，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各方代表的简洁发言穿插在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中，活动进程向国内外党员直播，使党员及支持者潜移默化地受到该党的政治熏陶。
其四，增进与国外政党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其他政党治党经验，提升全球化时代对外打交道的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各国政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与其他政党交流学习的机会，为本党开阔视野、提高治党治国水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新世纪以来，国外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积极主动地利用政党间的双边和多边交往活动来获取更多有益信息，吸取其他政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如越共每年都要派一些干部到欧美国家学习西方的经济运营与社会管理的知识与经验。但也有一些国家政党在全球化形势下，不加辨别地吸收国外各种信息，尤其是非洲部分国家政党精英深受西方政党的价值观影响，极力推崇西方治理模式，结果与本国国情严重脱节，在不少国家带来了经济停滞，社会凋敝、政治动荡的严重后果。
其五，一些国家执政党大力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更加慎重妥善处理内部事务，注重防范外部风险。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近期印度国大党和南非非国大政府都提出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南非推出对大多数黑人群体的经济、社会倾斜政策，印度加大对农村和贫困群体的财政支持力度。
拉美不少国家政府汲取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教训，调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尤其是对金融的监管，打击金融投机，同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本国优势和特色产业，因而不少国家受本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有限。而像突尼斯、埃及等尽管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体系中，但其执政党未能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长远角度调整本国经济与产业结构单一状况，导致受外部经济依赖太高，从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近些年来，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从战略高度对待国内的政治纷争和突发性危机，尽力避免其演变成国际关注的焦点，并努力防范和全力应对外部势力的渗透与干预。越共对两次西原少数民族骚乱，统俄党对去年底杜马选举后反对派的抗议，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稳妥处置，不给反对派以攻击口实，较好防范了外部势力的介入，使事件平息。但也有像部分独联体、中东国家的执政党，因不能有效阻止国内危机的国际化，最终引发“颜色革命”和“街头革命”，导致政权倾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