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环球时报》又刊登了彭光谦“转基因安全要用事实说话”的文章，新华网也报道了彭光谦的评论“靠转基因解决粮食问题是饮鸩止渴”。郎咸平在广东卫视“财经郎眼”播出的“警惕！转基因！”，上海第一财经频道“解码财商”做的《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中，更是把权威机构已反复澄清过的所谓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等谣言拿来说事，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慌。近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院长罗云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接受了记者专访，对相关问题给予了坚决回应。
记者：彭光谦的文章称，当前商业化推广的转基因品种，只有抗除草剂或者杀虫的特性，或者二者的结合，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搞出任何一个“增产基因”。实际情况如何？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在作物上首先实现商业化的确是抗除草剂和抗虫两个基因，但不是只有这两个基因。之后在农业领域，包括农业转基因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培育方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速度最快，培育了一批具有抗虫、抗病、耐除草剂等性状的转基因作物。目前，转基因技术正朝着改善农艺性状如光合效率、肥料利用效率、抗旱耐盐和改善品质等技术方向发展，含有复合功能基因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开发近年明显提速，成为技术竞争的新热点。比如，含有8个基因，能防治多种害虫，并具有抗两种除草剂特性的玉米已获准在美国生产应用；富含ω-3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即将上市。2013年，阿根廷宣布开始试种干旱和盐碱环境下还能高产的小麦品种。此外，具有保健、防病或抗癌功能的蔬菜、油料、糖料等多种转基因作物因能显著提高产品附加值，市场开发前景更为广阔。目前，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工业、农业、环保、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至于彭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增产基因”，据最新研究发现，产量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农业上的增产更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转基因抗虫、抗除草剂品种能减少害虫和杂草危害，减少产量损失，实际起到了增产的效果。因此，转基因农作物的增产效果是客观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后产量大幅度提高，已分别成为全球第二、第三大大豆出口国；南非推广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后，单产提高了一倍，由玉米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印度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后，也由棉花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记者：有人提出，“西方向中国大量低价倾销转基因农作物，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农业，加剧而不是减轻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几乎冲垮了传统大豆业”。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黄大昉：关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已做过回答，我在这里有必要再重复一次。首先，需要澄清一下，目前我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从美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进口，进口国家是多元的，并非有人说的所谓“西方”国家向我国倾销。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减少、总产降低的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国非转基因大豆单产低，平均亩产只有120公斤。我国年进口5000多万吨大豆，如果按现有的品种和技术水平来测算，需要4亿多亩的耕地，而我国没有这么多的后备耕地，因此利用国外国内两种资源，统筹两个市场是我国的必然选择。二是转基因大豆比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成本低。在国内，大豆的比较效益低于玉米和水稻，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高产的玉米和水稻种植取代低产大豆种植趋势明显，如黑龙江省5年前粮食产量只有700多亿斤，现在达1100亿斤。三是国外转基因大豆与国产大豆相比在榨油方面具有优势，如含油率高出2到5个百分点。由于规模化经营降低了成本，因此价格低、商品性好、可以全年按需供货，可降低加工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仓储费用。
记者：有人提出，鉴于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潜在性，需要进行人体试验，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罗云波：各种新资源食品在研发过程中，只要其它科学试验足以证明其安全性，就没有必要进行人体安全性试验。在各国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中均没有用人进行实验的要求，因为科学发展至今，研究出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实验模型、模拟实验、动物实验，完全可以代替人体实验。药物与食品不同，药物有明确的功效成分，多为结构清楚的化学物质。药物是通过人体实验以发现药物对人体是否有确定的、特殊的影响，如疗效或副作用，在进行临床实验确定这种作用的同时，往往还要与已知有效药物的疗效或副作用进行比较等。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更严格。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国内外均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问题。全球已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17年，没有发现任何不良影响，这也充分说明现有的转基因食用安全评价理论、措施和管理体系是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