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是根据需要来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
首先我们看第一条，需要决定选择。
我们要联系西学东渐，在长达接近四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西学东渐可以说是开始于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利玛窦，他从澳门首先进入了广东，到了肇庆、广州等地，然后他再北上，到了北京，最后是死在北京，可以说他代表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他是一个先驱。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主要目的就是要传教，但是为了传教的目的，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叫“科学传教”，一开始跟中国人讲天主教的教义，他觉得可能中国人的抵触情绪太大，不接受他们教义的这一套，如果跟中国人讲一些西方的科学，中国人还是很感兴趣，对西方的数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很感兴趣。科学传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耶稣会的这些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翻译了西学很多著作，包括神学的著作、哲学的著作、科学的著作、数学的著作，特别是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就是在当时被翻译成中文的。
翻译了很多书，很多书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巴黎的图书馆等等都还可以找到，失传的原因是中国人觉得没有用，推广不开来，西方哲学的著作、神学的著作，大家不看，有一些科学的著作也不看，最感兴趣的是几何原本，对几何学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几何学跟天文学有关系，中国古代把天文学叫做天学，天学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因为天人合一，认为天象直接影响到人事，所以天象观察一定要精确。但是中国以前的天象观察不精确，预报不准，所以西方的天文学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就采取了西洋的天文学，根据西洋的天文学计算出来的历法，在明末的时候崇祯皇帝时期就采取了以西洋的历法为准，代替了中国古代的历法，后来到了清代康熙时期，也是采取了西洋的历法，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精确地观察天象。因为几何学、天学对中国人有用，所以就把它引进了，那么其他翻译的著作，就变得无声无息地散落了，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看待和引进西学的。
这样的情况一直是延续到清代的末期，清代的末期两江总督张之洞说过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就是指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中国社会的大体，这是不能动的。西学是什么呢？西学就是声光电化，这些我们可以使用它，来为三纲五常服务。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像是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就大力引进了声光电化等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但是三纲五常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但是这种引进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中国所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这个军事力量被日本人打败了，这个工业体系也被外资企业挤垮了。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兴起了救亡图存的思潮，认为中国快亡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思想，要有一个新转变，再也不能以三纲五常为体了，我们要用新思想才能够救亡保种啊，中国人的人种才能够被保住，才能够挽救中国民族被灭亡的命运。
这个时候《天演论》这本书就被翻译了，严复当时是北大的校长，他翻译了《天演论》。这本书实际上当时在西方并不是一本有名的著作，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写的伦理学著作，用达尔文的思想来解决伦理的思想。这本书实际上在西方影响并不大，但是严复把它翻译为中文，当时还是用文言文翻的，一下子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年轻人都喜欢读这本书，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杂文里还讲到，想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天演论》，那是一个绝大的享受啊。《天演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救亡图存的思潮。
清朝被推翻以后，到了五四时期前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学为体，三纲五常这个体就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人从西学里找到了一种新的支柱，一种新的本体思想，这个就是民主和科学，用民主和科学代替了三纲五常。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时，一般是引进与民主和科学有关的西方科学，中国人也是做了这样的选择，比如说逻辑经验主义，主要是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一种哲学的阐述，一边是要讲逻辑，一边是要讲经验，认为逻辑和经验的结合才是好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当时来讲，中国人引进了科学，但是科学究竟是什么，当时中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太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呢？什么是科学方法呢？所以就引进了逻辑经验主义，那个时候也在中国风靡一时，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被邀请到了中国，也是先到北大，然后再到全国去做讲演，一共是做了五大讲演，现在这五大讲演也被翻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一种西方哲学的思潮，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哲学解释，而且把科学和民主结合在一起解释，认为科学精神不是孤立的，科学是和民主有关系的，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的精神，你不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那么你的科学也很难发展起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杜威，杜威也被请到了中国，当时是北大校长胡适，也就是杜威的学生，邀请杜威来中国。杜威在中国大概呆了一年时间，在全国巡回演讲，做了五大讲演。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杜威和罗素他们的影响，我们应该承认还是杜威的五大讲演要比罗素的五大讲演影响要大，为什么呢？杜威的讲演更能够适合中国人的需要，因为当时在中国，在中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其实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还不是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最关心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杜威也讲科学，但是他讲科学是跟民主结合在一起，而罗素讲科学只是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比如他讲物质的分析，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讲什么是哲学，比较抽象，没有结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来讲解什么是科学的精神。杜威是把民主和科学，把知识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讲，所以他的影响就很大了。
即使是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在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也风行过一时，但是主要是在知识界里有影响，在五四以后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一样了。在当时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是从科学和民主的需要引进的，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些学者，可以说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当时也就是为了要更好地理解、更好地解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这样的问题，想在马克思主义里找到答案。马克思主义也确实提供了一个答案，马克思主义认为什么是科学呢？当然这是一种经验科学，科学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但是更重要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科学，所以叫科学社会主义嘛，这跟杜威的思想也是有相似之处，也就是把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那么什么是民主呢？马克思主义也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要当家作主，就是那些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他们要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要掌握政权，要推翻少数剥削者、压迫者的统治，这个就叫民主。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不但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广大的民众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中国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也不是完全靠解放后，凭借着行政的力量进行灌输，或者是带有强制性的推广，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已经有相当的普及了，包括在大学里，在北大就有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很受学生的欢迎。有一些哲学教授，像是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解放之后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相反地解放之后还受到了批判，但是在解放之前他们就认为唯物辩证法确实就是一种哲学的真理。这说明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西学来引进的，并且它适应了中国人追求科学、追求民主的需要。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一个引进西方哲学的高潮，引进的学术非常多，但是由于需要决定选择，五四以后引进西方哲学的高潮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它的普及也就验证了我们讲的需要决定选择的过程。
五四运动引进西方哲学的高潮，在解放之后它就退落下去了，为什么会退落呢？解放之后也还是根据需要决定选择，解放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呢？解放之后我们研究的哲学，就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哲学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当时一个苏共中央书记，在斯大林时期是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在一次苏联人编西方哲学史，在首发式上就做了一个讲话，他对西方哲学史就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西方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唯物论一般是代表了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唯心论是代表了落后的反对的阶级，所以就把阶级分析引进了思想的争论，并且把这个思想的争论简单化，一个是唯物论的阵营，一个是唯心论的阵营。这种思想我们长期以来把它当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日丹诺夫自己的说法，他也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论述。但是日丹诺夫这样的两军对阵的说法，适应了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适应了政治的需要，所以在解放之后，因为要学马列，在学马列的时候当然你也要读一些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按照两军对阵的模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也是分为两个阵营，唯物论和唯心论，如果是在历史上属于唯物论的阵营，是属于马恩著作的脚注，如果是唯心论就是要被批判的靶子，研究中西哲学就变成了不是马恩著作的脚注就是被批判的靶子，这也是当时政治的需要。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哲学的引进掀起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可以说是以《天演论》为代表的思想引入，第二次浪潮就是五四以后民主、科学思想的引入，第三次浪潮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也需要西方哲学，中国人正是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改革开放中所面临的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以此来选择性地引进、研究西方哲学。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西方哲学热，比如说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哲学家会变得这么热呢？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有一个个性解放的要求，经过文革之后大家觉得思想太压抑了、个性太压抑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思想解放、个性也要解放的需要，他们就在尼采的著作当中，萨特他是宣传绝对自由，尼采宣扬要重估一切价值，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说明了人的非理性欲望，它有一种合理性，这些都为满足中国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供了一些哲学学说。
现在又是现象学介绍，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起码在哲学界还是比较热的。为什么呢？因为现象学最后是转入了生活实践，现在我们觉得面临着陌生的生活世界，每一个人都感到有一种存在的危机，这样一种生活实践的问题，存在的这种体悟，我们存在的这种感受，使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里找到一些共鸣。另外还有一些民主的思想，跟五四时期一样，民主的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改革嘛，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有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等，这些都是和民主思想的探讨有关系。出于这个方面的需要，我们又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政治哲学著作，比如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国也很流行，光是《正义论》这本书就有三个译本，其中一个译本就是由王沪宁做的序，王沪宁当时在复旦大学当政治学教授，他主持翻译了这本书。
另外同样还有科学的精神，现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刻了，比五四时期相比我们更深刻了，所以我们又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想，比如说波普尔思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理性批判的方法，还有库恩的政治哲学思想、科学革命的思想，这些都被引进了。另外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突破那种前苏联的教科书的体系，这样我们又引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人他们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是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改革开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和发展，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宗教文化在社会上也很流行、也很普及，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文化，要促进宗教对话，要促进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介绍了一些宗教哲学的著作。还有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大家也是觉得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弊病，现代化并不就是一个天堂，现代化也是充满社会矛盾，充满了很多悖论，所以我们要反思现代，在西方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西方人在经历了现代化之后，他们又感到有很多的不满足，感到精神的一些失落，所以后现代主义就起来了，对现代主义有反思和批判，那么这种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中国人，也是很有启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搞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怎么解决、腐败的问题、社会不公正的问题，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如何防范它、如何来对它做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著作。
我给大家简练地介绍了一下十七世纪以来，接近四百年了，在那么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总是根据政治形势、社会改革的需要以及文化建设的需要，有选择地而不是盲目的，有重点地而不是面面俱到地来引进、研究、传播西方哲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决定选择的现象。
现在现象摆在这里，我们来反思历史，我们应该引申出怎样的历史经验呢？我们只是根据需要来选择引进，有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缺陷呢？我在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并不想来为它做一个全面的辩护，我并不认为只是根据政治、社会、文化的需要来做这种选择性的引进，它就是完全正当的，它就是没有缺点的，相反的，我认为我们要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在这种经验里有一些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首先西方哲学的传统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哲学的传统它是一个爱智慧的传统，但是如果你要问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爱智慧，他就讲为智慧而爱智慧，除了智慧之外我没有其他的目的，我没有其他功利的目的，我不管这个智慧有没有用，我就是为了满足我的心灵需要，我感到这种乐趣，有这种兴趣，那么我就要思考这些哲学问题，这是爱智慧的传统，从古希腊一开始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也保持了这样的爱智慧传统，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思考自然的问题、宇宙起源的问题，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并不是为了解决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在那里思辨，要追根求源，至于有没有什么用，这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但是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肯定是会有用的，但是这个用处并不是他所关心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并不知道万有引力会对天体探索、发射人造卫星有什么用。十九世纪后期，发现原子结构时，并不知道这种原子理论可以用来制造氢弹、原子弹，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