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有一个弘道的传统，但是为什么弘道呢？为了社会经世济用来弘道，为了社会的公利，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来弘道。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来选择西方哲学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用了中国的经世济用的弘道传统，以此来看待西方哲学的这种爱智慧的传播。虽然我们引进了或者是研究了西方哲学，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西方哲学的爱智慧传统，为智慧而智慧的那种纯粹思辨的传统，可以说还没有被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为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需要来引进西方哲学，这是正当的，西方哲学确实是在这些方面有它的用途，并且它的引进确实也极大地改造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有中国人的文化语言各个方面，无一不受到西学和西方哲学的渗透，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有这样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除了这种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需要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用途，所以西方哲学可以说对中国人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是多样的，不仅是对中国人集体的生活、公共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有用处，除了有社会文化政治需要，它对个人的生活，比如说对个人的修养有没有用途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对个人的修养很有用处，但是西方哲学对我们个人的修养有没有用途呢？应该说也是有的，只是我们可能以前是处于社会集体的需要而忽视了这种对个人的性格、个人的素质、个人生活上的这种应用。对于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一种终极关怀，我们讲哲学，它的这种爱智慧的传统，因为爱智慧总是要追根求源的，最后一定会从你当下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一定会追溯到一个终极关怀。我们在学习西方哲学时，对这部分的用途也要有更多的关注。今后中国人还要继续用需要来决定选择，这个大方向是很难改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我们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以后的这种需要也要更加多元化，要有更多的层次，而我们的选择也要更加个性化，也要有更多非功利的选择，个性化的选择，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阐述，需要决定选择，我们首先回顾历史，然后我们再对历史的经验做一些概括。
哲学著作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
第二个问题，翻译也是创造。我觉得翻译不仅仅只是把西文翻译为中文，它是中西语言的双向格义，在隋唐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引进了佛教，那个时候佛经有大量的翻译，格义就是在翻译佛经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方法。什么叫格义呢？格义就是一种意译，也就是用中国的术语来把佛经里的梵文翻译成汉语，把梵文的意思用中文的术语把它给翻译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佛经里有一些是音译，意思不好理解，就是按照它的声音给翻译出来了，佛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术语。但是还有一些术语，比如说道，道本来是道家的最高原则，也是儒家的最高原则，比如说天道，但是可以用道来翻译佛经的一些术语，但是这就是意译了。还有比如说心性，中国人翻译为佛心、佛性，这就叫做格义。
双向格义，一个是以西格中，就是把一些西方术语引进到我们汉语里，成为我们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汉语里并没有这样的术语，但是现代汉语里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引进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丰富了我们现代汉语的新词汇。还有一种就是以中格西，用我们古代汉语里的一些词汇来对西方哲学的一些术语，对它的意思加以翻译，所以它是双向格义的过程，创造并不只是把西方哲学的术语原封照搬过来，如果搬过来就只有音译，就不能叫“哲学”这个词了，在西方哲学是philosophy，在现代汉语里的西方哲学的词汇，绝大多数都不是音译，都不是照搬，都是意译，所以不是以西格中，就是以中格西，创造性就是表现在双向格义。
双向格义创造的新词汇，现在在哲学界也引起了争论，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搞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人就提出，你现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都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解释它，中国传统哲学它只讲气、只讲道、只讲心、只讲性，但是你现在讲中国哲学，这是物质、这是精神、这是规律、这是情感，或者这是理性，这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没有这样的词汇啊，说你这是“汉话胡说”，胡就是西方，所以不是地道的中国哲学，所以你们要学习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思想，而不是经过西方哲学术语解释和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同样的，在西方哲学界也有这样的意见，他说你现在中国学生研究、学习西方哲学，都是通过汉语的翻译来读西方哲学的书，也不是原汁原味的，我们在课堂上叫西方哲学，也是用中文来教学，用的教科书也是中文写的，我们读的西方哲学原著也是经过翻译的，他们认为这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如果要原汁原味的，他就认为要读原文原著，你要讲希腊哲学就要读希腊文的哲学，要讲德文的哲学，比如说康德的哲学，就要读德文的原著，要读英美的哲学就要读英文的哲学，所以要读西方的哲学，起码要懂这些文字，才能够读懂原文原著，这些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思想。
我就不赞成这样的主张，用这种主张，第一个你讲的那些西方哲学，原文原著的西方哲学，那不是中国人讲的西方哲学，如果你用德文来思考康德，来学习康德，来把你的哲学成果用德文表达出来，那跟德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呢？那是德国人的西方哲学，不是中国人的西方哲学。我们现在在中国讲西方哲学，是为了理解它、消化它，来为我们中国人自己服务，不是要像西方人那样，在西方发表一些论文，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讲好像就是为了出国，就是为了到德国去继续去学哲学，或者我作为一个教授，我学西方哲学就是为了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一些西文的著作，这个不是我们根本的目的。另外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原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原汁原味的话，你就只能够用古汉语来讲中国哲学，并且你只能够按照经史子集的系统来讲中国哲学思想，甚至哲学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思想里都没有，只能讲经学、子学，不能讲哲学。现在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用古汉语跟你们讲中国哲学，你们能够接受吗？第一不可能、不现实，第二也没有必要，因为用现代汉语能够很好地理解古代的思想，用现代汉语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想，我们为什么非要用古汉语来讲中国古代哲学，非要用西文来讲西方哲学呢？没有必要，除非你要炫耀自己的学问，但是这种炫耀我也觉得很可笑。
以中格西，很重要的当我们翻译西方的一些术语、一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但是在用中国古代术语的时候就包含了我们中国人所独有的解释。比如说“爱智慧”这个词，我们中国人就翻译为哲学，哲学和爱智慧的意思就不一样，什么叫哲呢？中国古代“识人为哲”。中国人理解的哲学，首先是一种人学，我能够知人、认识人，不仅仅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的思辨，而是对人性、对人有一种深刻的理解，这个叫哲学，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明智为哲”，哲学是一种聪明哲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学和聪明哲学，就是中国人对哲学的一种独特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按字面来翻译为爱智慧，或者是爱智学，那就没有我们中国人用哲学来翻译“爱智慧”这个独特的含义了。
还有就是“形而上学”的翻译，如果我们只是按照metaphysics字面来翻译，就是物理学之后了，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可能听不懂，不好理解，但是根据《周易》里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就是讲道的，而且这个道是和这个器是相对立的，统摄有形东西的原则就是道了，所以就把中国人的这种道、器之分，形而上、形而下，不知不觉的就把它灌输到metaphysics意思当中去了。
还有就是本体论，西方是ontology，onto是希腊文的“是”，原意就是关于“是”的学问。但是中国人翻译为本体论，本体这个词不是西方来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术语，中国宋代的时候哲学家张载就说过一句话“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极是最高的原则，它是没有形状的，但是它是阴阳两气的本体，阴阳两气的规律和原因。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阴阳两气变化的表现，而阴阳两气的变化，它的这种力量的转化又是受到太极本体，或者说根本的原因和规律所支配的。所以我们讲本体论，就是要理解这个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规律的一个探讨，这就不是西方人讲的关于“是”的学问。关于“是”的学问，是跟逻辑有关的，是为是、不是为不是，它是一种逻辑的判断，是建立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探讨。
再比如我们说“是”的动名词，这是西方哲学很重要的范畴，叫being，从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都有，动词都有一个名词的形式。但是怎么翻译呢？从字面来翻译当然就是“是”，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只是按照字面来翻译，按照中文的意思，就相当于老子讲的“有”，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和无，和无相对立的有，或者就是存在，存在就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既把being按照字面来翻译为“是”，“是”就是一个连词，把主语和谓语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连词，有自己的逻辑功能。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来探讨主语和谓语是什么意思，主语和谓语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这样对世界作出一个判断，对我们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在判断当中得到真理的，对于这样的知识论的问题，或者是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是”的逻辑概念分析来对它进行探讨。但是又有“存在”的意思，又有“有”的意思，“有”就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时空的存在，包括你思想的存在也可以叫“有”，比如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思想，我有什么什么样的观念，当老子在讲有无之辨的时候，讲的“有”也主要是抽象的存在，不是一种时空的存在。我们中国可以用三个词汇来翻译这一个英文当中的being动名词，避免了很多西方哲学的争论。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有很多争论，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概念引起的，因为这个概念很有歧义，在有的场合可以表示“有”；表示连词的逻辑功能，就是“是”；有的场合可以表示一种时空存在；有的时候表现一种抽象的存在。正是因为不同的哲学家对being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争来争去，争了两千多年。但是用汉语就把三个意思分开了，避免了很多麻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汉语的翻译是以中格西，并且比西文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反而更显出了它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