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经济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为什么会这么说?
刘尚希:人类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地球村”。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我国来说,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突然挤上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列车,原有的空间变得有点拥挤,原有的秩序也都难以 “萧规曹随”,全球的改革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紧迫。我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成为撬动全球改革开放的有力杠杆。在全球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曾经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今天及明天,中国不但已经无法关闭改革开放的大门,而且还要在这大潮中站立潮头。
全球的改革开放与国内的改革开放相互交叠在一起,其中蕴含的各种不确定性空前扩大,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也在不断扩散。在多元价值、多元标准、多元利益、多元交往的碰撞中蕴含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不是在随着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减少,而是相反。人们的梦想、预期、要求已经越来越快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头,物质化的文明在飞速前进,而精神性的文明却落在了后面。就像一个寓言中所说,一个前行者的肉身和灵魂拉开了距离,灵魂跟不上肉身快速的步伐。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也需要转型,要从触动物质世界的力量,同时转化为触动灵魂的力量,为精神世界的新秩序形成提供动力。
同时,用改革的办法建立新的规则,提供新的确定性,使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利益和风险、权利与责任及其各不同主体之间的边界可预期、可划分、可清晰和可稳定。这样,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就可转化为新的确定性和新的秩序,减少矛盾和冲突,从而化解公共风险的积累与聚集。
当前改革主题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高层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难啃的硬骨头。那么,您认为,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
刘尚希: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攻坚期,或深水区,预示着改革的难度、复杂性越来越大。这从改革自身的逻辑来看,过去的改革主题是经济改革,改革的主线是放权让利、再到经济分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当前的改革主题已不只是经济改革,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主线也不只是经济分权,还有社会分权。简化地说,当前及今后的改革从过去的 “二分法”(政府、市场)进入到“三分法”(政府、市场、社会),改革的维度增加了,从一个平面状态的改革进入到一个立体状态的改革,其难度、复杂性无疑扩大了。
改革是制度的变革,目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但改革又广泛涉及到人们的物质利益,改革红利无法让每一个人均沾,在触动物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条件下,改革就会因社会理性的缺失而显得动力不足。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改革的动力似乎来自于改革自身。当前改革之所以比过去更难,原因也在于此。破解这个悖论,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一个群体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计较群体自身利益。当社会理性能有效地抑制经济理性的蔓延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氛围时,改革也就充满了希望。
财税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中国经济时报: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怎样才能力争有新突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
刘尚希: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战术角度来分析,财税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佳突破口。这与财税具有很强的“辐射性”这一特点有关。财税与经济、社会以及政府职能都有内在的关联性,财税改革(税制改革、预算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同时辐射到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多个领域和多个层面。
从税制来看,税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都能释放出重大推力。如营改增,涉及到所有行业、企业,不仅给企业减负,而且能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结构的调整。消费税改革能改善消费行为,引导合理消费,并有调节分配的效果。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改革能抑制排放,促进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个人所得税改革、房产税改革对促进社会公平也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预算改革来看,对政府运行和政府职能转变有重要的倒逼作用。预算既可以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分钱工具,也能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一个法治工具。通过预算的透明度改革,可以大大提高政府运行的透明度。
从财政体制改革来看,其辐射力更是明显。对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平、城乡公平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国家公共治理的轴心问题,不仅关乎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且更是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财税改革有牵引、倒逼其他领域改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与社会对财税非常关注这一点十分契合,以财税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可从社会获得巨大的支持力量从而推动整个改革。但同时也应当说明,财税改革作为突破口,并不意味着可以孤军深入,更不是说可以放弃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的正面突破。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启动,在重点突破的同时,也需要改革的整体协同,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