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政治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民族国家层面，欧债危机对传统的政党政治和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地缘政治层面，影响主要体现为欧洲国家之间新的力量转移；在欧盟层面，欧债危机不仅对欧盟自身的合法性与决策程序，而且也对欧盟的对外影响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一）民族国家层面：对传统政党政治的影响
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先后有多个国家发生了政局变化，甚至是政治动荡。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首当其冲，它们普遍成为选民表达不满的“替罪羊”：几乎所有任期届满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大选中均未能取得连胜（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其他一些国家，由于执政联盟无法就解决债务危机的政策达成一致，政府被迫提前下台或重组，例如荷兰和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这其中，有些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确难辞其咎；但有些则完全是债务危机的牺牲品。当然，此类政权更迭仅是一些表象，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债务危机对欧洲传统政党政治造成的冲击。
在整个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欧洲各国的主流政党承受着巨大压力，而无论是传统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无法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且二者在大的方向性问题上并不存在原则性区别。特别是左翼政党，基本上接受了右翼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尤其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政策，从而引发民众对传统“全民政党”的信任危机。而且，这种“不信任”直接作用于欧洲国家的政治版图，使得政党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传统的“全民政党”力量受到侵蚀，而极端势力和小党派的力量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些国家的政策出现“向右转”的趋向。
1.极右和极左翼势力在欧洲政坛抬头
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提出的反对紧缩、反对欧元以及反对向重债国提供救助等主张，充分迎合了选民对执政党削减工资与福利、增加税收等政策的不满心理，因而增强了其在欧洲多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退之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重又赢得选民支持。在2012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获得了将近18%的选票，得票率位居第三。尽管她未能进入第二轮选举，但法国这种两轮投票制的特点决定选民在第一轮投票中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在第二轮投票中才是“用头脑投票”）。[1]
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2个议席，这是该党1986年以来再次进入议会。在北欧，或是由于主流政党解决债务危机不力，或是由于民众对救助其他国家不满，极右翼政党力量显著上升：丹麦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拥有179个议席中的22个；瑞典民主党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20个议席，第一次进入议会；正统芬兰人党在2011年的议会选举中跃升为第三大党。
在其他国家，极右翼政党继续保持着以往的影响力，例如，在荷兰，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新自由党（PVV）自2010年议会选举至今，一直保持着第三大党的地位，并且，正是由于该党反对联合政府提出的削减赤字计划，才导致内阁2012年4月集体辞职。而在希腊这个受到债务危机打击最沉重的国家，右翼势力也在崛起。在2012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金色黎明党均获得将近7%的选票，分别获得21个和18个议席，是1974年军人独裁政府被推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议会。
与此同时，由于提出了反对紧缩、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等主张，欧洲的极左翼政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债务危机。无论是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还是在多个欧洲国家的议会选举中，极左翼政党都小有斩获，其力量有所上升。例如，在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左翼阵线”候选人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获得了11.7%的选票；在荷兰，极左翼社会党在2012年9月的选举中成为第四大党；而在希腊2012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强烈反对欧盟救助条款的左翼激进联盟(Syriza)分别获得52个和71个议席，从第五大党跃升为第二大党。当然，从总体上看，极左翼政党在欧洲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
2.小党兴起，政党力量分散
选民对主流政党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普遍不满，因而将选票投给以前的一些边缘政党，使其获得了增加支持率的机会，也使得主流政党获得的支持率和凝聚力下降，导致政党力量进一步分散。最典型的例子是希腊。1974年以来，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一直轮流执政，除了少数例外，1981年以来两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总和基本上在80%以上。而在2012年的两次选举中，两党加起来得票率仅为32%和40%。除这两个政党之外，得票率超过3%，有资格进入议会的政党还有5个。最终结果是希腊不得不组成三党联合政府。
甚至在英国这样多年保持稳定的两党制国家，也因选民反对两大党的政策而导致2010年出现了二战后的首个联合政府，从而打破了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的格局。这样一来，政党力量的分散加大了决策过程中的妥协性，削弱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也使得改革力度较大的政策更加难以推行，使政局不稳的可能性增加。而且，小党一旦进入议会，就有机会推行有利于本党未来进一步执政的改革措施，从而给今后的欧洲政坛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极端力量在欧洲的上升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在除德国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民粹主义上升态势，有欧洲舆论甚至号召民众回归“民族国家”，提倡“本民族优先”。[3]
此外，打着反移民、反伊斯兰主义旗号的民粹主义在最近10年也有所抬头。而且，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多种现象有关。但是，债务危机给这种现象制造了温床，打着民粹主义旗号的政治力量在民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而欧洲的主流政党不仅对此缺乏有效的回应。更有甚者，为了留住或获取选民的支持，主流政党还吸纳了民粹主义的一些主张，再加上一些国家的极右翼政党甚至进入到了政府之中，因而可能影响未来整个欧洲政治“向右转”，特别是在移民政策等方面。这类情况已经出现在英国、法国和丹麦等国。
（二）地缘政治层面：成员国之间新的力量转移
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日益突出，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均衡体系有可能被打破，从而带来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寻求债务危机解决途径的过程中，德国成为欧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尽管德国经济在2009年遭受重创，但自2010年起很快复苏，且实现了持续增长，就业也一直保持稳定，失业率仅在5%左右，远远低于欧元区11.6%的平均水平。[4]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其经济实力决定了其他欧洲国家寄希望于德国带领它们走出债务危机，并在金融救助中承担最大责任。这样一来，德国通过承担金融救助的最大份额，影响重债国的经济与预算政策，进而影响整个欧元区、甚至欧盟的改革议程，从而使得德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了政治影响力。这引起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坐大的担忧，害怕欧洲的平衡与稳定会因此受到影响。“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几乎被遗忘的问题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二，德国力量的上升，导致法德“双引擎”在债务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转变为以德国为重心，向“德法”核心的方向发展，从而有可能打破两国之间长期维持的“不平衡中的平衡”(symmetry of asymmetry)，[5]“不平衡中的平衡”就是法国在政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德国在经济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模式。与此同时，债务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法德两国之间的一些既有分歧，特别是关于经济治理改革的重点，以及欧洲央行的作用等问题。法国社会党领袖奥朗德上台后，采取了一些不同于其前任萨科奇的做法，从而加大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矛盾，例如，默克尔力主推行紧缩政策，奥朗德则温和很多，而且主张优先重视经济增长。另外，在财政监管、救助西班牙等问题上，法德两国也存在着不同见解。但是，面对危机，法德两国除合作之外别无选择。
第三，“英国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再次成为欧洲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英国在债务危机的解决过程中一再与法德等国家唱反调，特别是在2011年12月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法德等国家力图通过修订《里斯本条约》，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是，由于改革可能会损害英国的金融市场，因此首相卡梅伦以不符合本国“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这一动议。为此，其他25个欧盟成员国被迫采取折衷措施，在基础条约框架之外签署了一项“财政契约”。
在英国国内，“欧洲怀疑论”一时甚嚣尘上，保守党部分议员甚至呼吁就英国是否将退出欧洲举行全民公决。英国的立场一度激化了它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矛盾，从而使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被置于漩涡的中央。此外，这样的立场也导致英国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这不仅将对其本身的地位造成影响，而且，如果英国在涉及欧盟的问题上继续后退，那么，欧盟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将进一步向德国倾斜，从而带来相互之间更大程度的不信任和潜在的不安定。
第四，欧元区国家日益成为欧盟的核心，“双速欧洲”有可能成为事实。2008年10月，欧元区国家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议。自此，在债务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欧元区国家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2012年3月签署的“财政契约”规定，每年应至少召开两次欧元区峰会，讨论“与货币为欧元的缔约国共同承担的特定责任有关的问题”[6]，而且还任命了欧元峰会主席，其任期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相同。这样的规定将使欧元峰会机制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欧元区国家在整个欧盟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双速”欧洲的出现并引起非欧元区国家的不满和恐慌，加剧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如瑞典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在一篇联署的文章中所说：“目前，越来越多的与27个成员国有关的问题正在由欧元集团，或者是在大的欧洲国家之间通过双边方式进行讨论，甚至做出决定，这一点令人担忧。”[7] 与此同时，债务危机也凸显了北方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以及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分歧，从而可能进一步削弱成员之间进行合作的意愿与能力。
（三）欧盟层面：信任危机加深，对外影响力受损
随着债务危机的恶化，欧盟的民主赤字和合法性危机日益加深，欧盟固有的制度性缺陷也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政府间方法在欧盟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增多，成员国力量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从而削弱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影响力。
首先，债务危机暴露出欧洲联盟的民主赤字与信任危机在日益加深。欧洲民众对欧洲统一的支持不断下降，而“欧洲怀疑论”在很多成员国都有所抬头，这已经成为欧盟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挑战。根据“欧洲晴雨表”最近的一次调查数据[8]，尽管仍有超过一半（52%）的民众支持单一货币，但是对欧盟持信任态度的民众所占比率急骤下降，从2007年的57%下降到2012年的31%，这是有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欧盟的形象也今非昔比，认为欧盟是正面形象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还不到1/3。南欧国家的民众认为欧盟越来越像一个“紧缩联盟”，带来的是艰辛而不是繁荣；而北欧国家的民众则抱怨欧盟是一个“转移支付联盟”。而且，随着债务危机越拖越久，特别是失业率的上升，导致欧盟过去几十年来取得的一些重要成就受到质疑，尤其是欧盟东扩、申根政策、以及劳动者自由流动等。
不仅公众、甚至一部分精英也对欧洲一体化失去了信任。例如，德国传统上一直支持欧盟向联邦方向发展，但目前，一部分精英、特别是法律界精英反对救助重债国、甚而质疑欧盟合法性的声音明显加强[9]，德国宪法法院关于《里斯本条约》与财政援助计划的判决中规定的一些“红线”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0]。事实上，其核心仍是是否向超国家机构让渡更多国家主权这一老问题。
作为欧盟合法性主要来源，欧洲议会在解决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几近边缘化。《里斯本条约》赋予欧洲议会的新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该条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让·克劳得·皮利斯（Jean-Claude Piris）甚至因此称其为一种“相对失败”。[11]毫无疑问，在未来数年，如何加强欧盟的民主与合法性是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挑战。
第二，债务危机暴露了欧盟决策机制缺陷，欧盟决策向“联盟”方法转变。危机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决策程序冗长、行动能力缓慢、效率低下等问题事实上暴露的是欧盟决策机制的固有缺陷，表明欧盟的机构体系及其法律基础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里斯本条约》提出的机构改革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决策越来越向“政府间主义”发展，成员国在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印证和凸显。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解决欧债危机的过程中，欧洲理事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大幅度提升，成为解决危机的主要机构。它为解决债务危机召开的会议越来越频繁，提出的动议也越来越细节化，而《里斯本条约》原本赋予欧洲理事会的作用是“为联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动力，并确定其总体政治方向和优先事项”[12]，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与此相反，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受到来自于多方面力量的掣肘，尽管其作为欧盟唯一立法动议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2）联盟方法(Union method)以牺牲传统的共同体方法(Community method)为代价获得了增强。[13]这其中，德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0年11月，默克尔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呼吁用“联盟方法”取代共同体方法，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行动，并呼吁欧洲理事会发挥领导作用。[14]法国积极支持和配合德国的主张，特别是在涉及主权的一些问题上，联盟方法的应用越来越频繁，从而弱化了根据传统的“共同体方法”，委员会应发挥的核心作用；（3）在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在欧盟机构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上，它们起到的核心作用更加突出。这种趋势进一步推动了政府间力量的上升。
第三，欧盟对外影响力遭到质疑，而且在外交政策领域出现了回归“国家化”的倾向。债务危机导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向“内视型”发展，外交领域受到的政治关注减弱；债务危机造成欧洲国家经济衰退或增长乏力，再加上多数国家面临着削减赤字的艰巨任务，使得无法拿出更多的财源用于外交领域，也限制了欧盟增加预算的空间（2012年预算从委员会提议的5%的增幅减少到不足2%），特别是限制了其对外援助能力；[15]
此外，欧盟迟迟无法有效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其治理模式及其一贯宣扬的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等价值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其软实力受到侵蚀。不仅如此，欧债危机给成员国之间造成的紧张与不信任等情绪也不利于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推行。所以，《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取得的成效甚微。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成员国更热衷于与新兴国家发展双边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关系，而不是加强共同对外行动。诚然，并非欧洲外交政策的所有方面都同样受到了债务危机的冲击，但是，总体上看，债务危机清楚表明，仅有机构创新并不足以使欧洲有效地以一个声音说话，欧盟要实现《里斯本条约》所规划的发挥全球角色和影响力的宏伟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主权债务危机给欧洲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欧洲今后不仅将在经济方面实行紧缩政策，且在政治领域也将进入“紧缩期”——主要表现为欧洲政治一体化和共同外交政策的前进步伐放慢，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成员国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当然，欧洲一体化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欧盟总是能够在危机后“重生”，甚至比危机前更为强大，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欧洲硬化症”，在很多方面都与今天的危机类似，但欧洲最终成功地摆脱了危机，并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由于欧洲目前面临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因此，这段紧缩期也将比以前更长。
注释：
[1] 中青在线：“法国总统大选10大看点”，见http://qnck.cyol.com/html/2012-04/18/nw.D110000qnck_20120418_1-06.htm。
[2] 轩传新：“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左翼政治现象评析”，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 丁一凡：“从制度层面看欧洲债务危机影响”，http://money.163.com/special/g20cannes_a_01/。
[4] 欧洲统计局2012年9月数字，见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_explained/index.php/Unemployment_statistics。
[5] 这一说法是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提出的。转引自：Ulrike Guérot and Thomas Klau, “After Merkozy: How France and Germany can make Europe work”, http://ecfr.eu/page/-/ECFR56_FRANCE_GERMANY_BRIEF_AW.pdf.
[6] 叶斌、李靖堃译：“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载周弘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1-201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8页。
[7] Anders Borg & Carl Bildt, “The dangers of two-speed Europe”, http://government.se/sb/d/14197/a/175113.
[8] “欧洲晴雨表”的“Standard Eurobarameter”开始于1973年，其内容主要是调查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程度，每年进行两次调查，每次的调查人数为1000人。截止到写作本文之时，最近的一次调查是在2012年7月进行的，其结果参见：Eurobarameter 77: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7/eb77_first_en.pdf.
[9] Timo Behr & Niklas Helwig, “Constructing a German Europe?”, http://www.fiia.fi/assets/publications/bp99.pdf；张健：“德国‘疑欧’心态为何加重”，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13034034.html。
[10] 尽管在这两个案件中，德国宪法法院都做出了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判决结果，但施加了诸多限制。特别是规定，要强化联邦议会对欧洲一体化的参与权；规定德国政府参与救助必须获得本国议会预算委员会的批准，并禁止议会设立永久性机制，为其他成员国的决定承担责任，等等。
[11] Jean-Claude Piris, “The Future of Europe: towards a two-speed European Union’, http://esharp.eu/essay/2-the-future-of-europe-towards-a-two-speed-european-union/.
[12] 《欧洲联盟条约》第15条第1款，见程卫东、李靖堃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13] Daniel MÖckli, “The strategic weakening of debt-ridden Europe”, http://www.sta.ethz.ch/content/download/2945/16683/version/5/file/ST-2012-Europe.pdf.
[14] “Speech by Federal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61st academic year of the College of Europe in Bruges on 2 November 2010”, http://www.bruessel.diplo.de/contentblob/2959854/Daten/945677/DD_RedeMerkelEuropakollegEN.pdf.
[15] “European Union to cut aid to 19 emerging countries”, http://www.2point6billion.com/news/2011/12/09/european-union-to-cut-aid-to-19-emerging-economies-105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