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形式化”让民营企业无心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格局，民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一个计划经济主导并且曾经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国家出现了生命力旺盛的私人资本。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国民所需要的全部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于是向私人开放生产和交换的空间，并利用它增加全社会的供给和就业。因此，中国市场经济的诞生并非完全是政府主动设计和努力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对市场进行开放。这种初始非自觉的格局造成了一个现象：只要国有企业一息尚存，政府就会不遗余力地给予项目、贷款和税收扶持，特别是市场份额方面的支持，而对民营经济则听之任之。例如，贷款给民企如果收不回来，信贷员会面临很多的麻烦，贷款给国企则可以顺利地交代。尽管我们看到各级政府这些年出台了很多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及措施，坦率地讲，基本上都是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相反，高额的税与费却迫使民营企业的获利能力不断下降。
反思中国民营经济从兴起到眼前不振的历史，我们可以站在科斯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解读。
交易费用简单地讲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例如企业要去搜集市场的供求信息、技术信息；需要与政府各部门进行沟通和游说；在内部管理方面还需要培训与监督的费用；为了完成合同，企业需要付出讨价还价的时间与法律方面的费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卖方市场的格局，企业只要选择合适的技术进行生产，销售的压力并不大，此时民营经济的交易费用显然远远小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人浮于事导致的成本负担在民企中是看不到的。因此，在竞争性领域，当时的民营企业攻城掠地，国有与集体企业由于内部极大的交易费用而出现了倒闭潮。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突然发现民营企业的发展步伐明显放慢了。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首先，伴随着政府支出的愈来愈多，现存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和金融支持，而民营经济则相对较少。第二，国有企业基层管理有了更多市场经济的成分，即铁饭碗打破之后劳动效率提高了，因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第三，国有企业控制了关键的交通、能源、大型设备制造、通讯与金融等有着较高定价权的产业，民企几无话语权。
从企业治理的角度看，最关键的一点是民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上升，导致企业效率不断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的程式化管理方式不断强化，民营企业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应付政府各部门的检查和监督。伴随政府规模的愈来愈大，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愈来愈多，企业花费的时间和费用也不断上升。很多民企也希望从政府工程中分一杯羹，因此企业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与政府官员交杯换盏中去。这是最可悲的现象，本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应该越来越单纯，事实偏偏相反。民营企业家如果能够从与政府官员的交往中获得订单和工程，那么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用在管理、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上。民营企业家天天与政府官员搅和在一起，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纯属不务正业，但是这样的行为却给很多民企的老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此也就无心进行创新了。也许，这一点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很多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反而创新投入不足的现象。
民营企业交易费用的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资产安全性的忧虑。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司法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家担心自己的企业经不起查，一个直观的结果就是企业家的移民现象。在这样的压力下，民营企业会选择与政府和司法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持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从而必然会损害民营企业的效率与活力。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市场机制的“形式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的表现就是为人所乐道的GDP世界第二的地位。但是，光环背后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在于市场机制本身在中国越来越“形式化”。什么叫“形式化”？就是有市场经济的外衣，却没有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本质在科斯看来就是一种契约经济，政府与司法存在的价值在于确保契约的公平、公正与高效的执行。而在中国，尽管市场生产和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但与之相应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却停滞不前，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企业家在犯罪没有被法庭确定之前，政府有没有权力去处置公司的资产？从法律的角度看，在终审判决没有下达之前，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被称为罪犯，因此政府与司法单位在终审结果之前根本就无权处置企业的财产。当然，为了对债权人负责，政府可以向法庭申请财产保全，但也不能中断企业的正常运营。在现实中，一旦民营企业家被捕，当地政府一般会火速派出工作组进驻企业，打断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进行资产的处置和负债的偿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资产的价格往往被严重低估，这导致企业对外的债务不能充分偿还，对企业本身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很多一流的民营企业就被这种做法搞垮了，殊为痛惜。要知道，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宝贵的资产。如何保护企业家的权利，尤其是清晰界定企业家的权利，是当前施政最重要的工作。创造一个普遍存在安全感的社会，也就是培育产生企业家的土壤。
行政的法制化与权利的清晰化能够促使中国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合规与合法。只有进一步减少政商之间的灰色地带，不断增强司法的独立性，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会堂堂正正地依法经营企业，获得良好的安全感，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确保中国的企业持久地发展，国家的产业升级与转换才有希望。所有的这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一条，降低民营企业的交易费用。
低首我们缅怀科斯的贡献与人格的伟大，抬头我们要记住科斯的远见：自由传播信息，清晰界定权利，降低交易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