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官员的权力来源是皇权，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也是皇权，官员的行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为风向标。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被传统的统治术放大，势必引发官员行为的投机性和官场机会主义的盛行。对于中国而言，官场的机会主义无疑是一种强腐蚀剂，官员迎合式的折腾，小则危害地方，大则贻害国家。规范领导人行为，减少领导人行为不确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众的利益为政治的出发点。
关键词 皇权 官僚制 理性化 机会主义
古代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
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出于法语词汇“opportunisme”，原意为妥协和应付，后指政坛中那些没有定见、没有操守、随机应变的政客行为。在时髦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里，机会主义泛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讲规矩的投机行为。后来在中国，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本文所说的是原初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自古以来，中国官场机会主义盛行。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无论儒家怎样强调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制“墙头草”式的机会主义。草随风摆，而“风”就是凌驾于官场之上的皇权。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皇帝要凭借官僚这个中介才能统治国家，皇帝的家天下实际上并不完整，或多或少要跟官僚士大夫共天下。但在这样的结构中，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在多数情况下，说了算的是皇帝。皇权的意志决定着官僚制的品质，也决定着官僚制的细节。
守规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世界在自身的理性官僚制建设过程中，曾经吸取了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些因素，比如科举考试。这一点常常令我们某些学者沾沾自喜。但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官僚制却没有完成自身的理性化建设，客观地说，只为他国的官僚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参照。从形式上看，考试取官的确是理性官僚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初隋唐建制的动机却跟官僚制如何理性化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鉴于前朝教训，防止贵族垄断官职，进而削弱贵族、强化君权。显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廷官员再贵族化已经极大地架空了君权。这样一个贵族无视君权、君权只能靠武力硬撑的格局无法支撑一个大一统帝国，更无法满足君权至上的心理需求。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小算盘”。晚清最后一个探花、科举制度的研究者商衍鎏说：“世之言科举者，谓其使草野寒畯，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实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舍是难以自见。”①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当然，科举选官的制度，的确也加强了中国官僚制的理性化程度，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就再也不走了。随着这个制度越来越严密，程序越来越刻板，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愈发精英化，或者说儒家士大夫化。虽说从隋唐到清，历朝科举规范不一，程序也不尽相同，但滥竽充数者却并不多见。别的制度到一定程度就锈蚀荒废了，唯独科举制度，一直到清末废科举前的最后一科的考试，依然一本正经。取中的进士依然为人看重，三鼎甲还是三鼎甲。
但是，科举制度的严整，却没有让官僚行为程式化和规法化。清廉和贪腐的差别有如天壤，清官可以像海瑞、于成龙那样，一家人破衣烂衫（除自己的官服外），吃顿肉掂量再三；而贪官可以像严嵩、和珅那样，富可敌国，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被抄家之后，皇帝都可以“吃饱”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官员个人行为偏好又往往直接影响一地的发展：喜欢唱戏的，其辖境内到处都是戏台，换一个道学家，所有戏台都能给你拆了；开明一点的，其治地商业发达，换一个脑筋顽固的，刻意兴农抑商，则商人就倒了霉。
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官场机会主义盛行
官员的行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为风向标。所谓“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其实不仅仅是后宫，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跟着皇帝的喜好走。唐代李商隐是以写爱情诗闻名的，但他的爱情诗则每每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遇。臣子就是哀怨的女人，而男人则是那个可以福之祸之的君王。夫唱妇随，是应理应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他的丞相——也就是官僚机构的首脑李斯之间，有过一个小故事：“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时在旁者，皆杀之。”②李斯随从车马过盛，很是招摇，皇帝看了不高兴。随行的宦官就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低调起来。秦始皇马上知道身边有人泄密，又审不出来，于是把当时在身边的人都杀了。官员要看皇帝的喜好行事，而皇帝却偏偏不想让官员知道自己的喜好，刻意让他们去揣摩、猜测，进而迎合。由此测量官员们的效忠程度。
一般来说，皇帝喜欢什么，一个朝代就兴什么。汉初皇帝喜欢黄老，臣子们就清静无为；东汉皇帝喜欢儒生，则臣子们多为经学家；唐初皇帝喜人上书言事，则多诤谏之徒；到晚唐，皇帝喜欢佛教了，则多礼佛之士；清代嘉庆之后，皇帝提倡节俭，带头穿补丁衣服，则满朝文武衣服上都打了补丁，有的补丁比衣服本身还贵。
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势必导致官员行为无法程序化、规范化，而皇帝行为的不确定往往是由统治术决定的，属皇帝刻意为之。首先，官员需要知道皇帝的喜好，但皇帝绝对不允许官员们了解和掌握他的喜好。虽然后来人未必有秦始皇那样狠，但也会禁止身边人泄露他的意向。这就是为什么一向为人看不起的阉人，始终会成为中国王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明朝宦官之祸甚烈，皇帝并不都是明武宗、明熹宗那样的昏君，但宦官的权势却一代比一代高涨。明人笔记记载，有一老太监说，“张先生入朝（指张珙），我辈还要打拱。后至夏先生言，我们只是平言看看。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拱手”。③朝臣地位每况愈下，而太监权势水涨船高。很多时候，不见得宦官都会把持朝政，即使他们不把持朝政，甚至像清末李莲英那样对朝政一言不发，但只要他是皇帝或者太后的红人，官员们都会巴结他。在清末，不仅李莲英，甚至比李莲英档次低的太监，都是朝中大臣竞相交结的对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他们了解朝中的信息，掌握太后和皇帝的动向，以便在议政的时候总是提出令皇帝和太后满意的意见。每个朝代，都差不多。
按道理，君臣意见相左，经过讨论，是有利于决策的。好的皇帝，应该广泛征求意见，博采众长，才能做出好的决策。但这样的好皇帝实在是太少了。多数的皇帝，就是喜欢官员迎合自己，拦都拦不住。既然如此，那就痛快地把自己的意见公诸于众不就结了？不行，就是要让臣子们去猜、去揣摩，让他们去争宠、固宠，相互竞争、撕咬，以便自己控制、操控他们。皇帝的行为属于最高机密，天威深不可测。这样的神秘感，即使没有，也要制造出来。每个王朝面目不同，但多数王朝都外儒内法，崇尚权术，甚至迷信权术。这几乎成为传统中国帝制的一种标志性符号，无论谁“当家”，都不会改变。
其次，这样的帝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制度安排，刻意强化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比如明清两朝都实行低俸制。如果按法定的官员工资，官员和家人只能半饥半饱地过日子，但绝大多数官员都可以通过政务上下其手，谈不上是贪污，就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如果说白色收入属于合法的，黑色属于不合法的，灰色则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明清两朝的官员白色收入部分非常小，而灰色收入部分非常大。尽管雍正实行了耗羡归公，另发养廉银，扩大了白色收入的份额，但总的说来，灰色收入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的大。事实上，官员如果想让家人活的体面一点，非沾灰色收入不可。有了灰色收入，即使官员不贪，多半会因此而发家致富，做一任地方官，做一辈子的富家郎。对于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变，即确定性地增加官员白色收入，让他们从白色收入中就可以得到一个富足体面的生活。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官员（除了极少数几个“冬烘”之外）都置于违法犯罪的状态，进一步扩大了皇帝操控官员的空间。只要皇帝想整谁，就可以整谁，怎么整对方都没话说。不挨整，就是皇恩浩荡；挨整，就是罪有应得。
官员的权力来源是皇权，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也是皇权。所以，皇帝要怎么样，官员只能跟着。迎合得好，从中获利就大，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只有在皇帝特别昏聩，明显违反常识，违反人情道理，造成重大灾祸之时，官员才可能凭借儒家伦理对皇帝提出批评，违抗皇帝的意志。而这样的批评诤谏，即使遭致皇帝的打击报复，也会青史留名。有些对名声特别看重的官员，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皇帝的行为都处于道德的灰色地带，无法断定皇帝的意志肯定是错的或不符合儒家伦理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使得官员更多地趋向于顺从皇帝。就算皇帝真的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而反抗的结果则往往是自己和家人悲惨遭遇，未来的好评很难抵消现实的悲剧，所以，历朝历代做冒死诤谏忠臣者都是少数。
实际上，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必然会被传统的统治术放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势必引发官员行为的投机性。官场机会主义盛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每个朝代都免不了机会主义，即使所谓明君当朝，也是如此。迎合明君“英明”（如纳谏的行为），像魏征那样拼命提意见，实际上也是一种机会主义，只是这种机会主义的后果比较好而已。中国尽管有两千多年官僚制的传统，但理性官僚制度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机会主义当然也难以得到官场内部的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