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机会主义的危害与治本之策
君主制的近代转型，其实都是从限制君权（具体地说，是限制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开始的。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被史家视为宪政运动的起点。其实就是英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者通过跟国王共同签订的一个宪章，限制国王无度的征税。此后一步步对君主权力限制越来越多，最终发展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作为中国立宪运动摹本的一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走到英国的境地，但也有了宪法和议会。日本的天皇虽大权在握，但毕竟有宪法，而且帝国议会对“预算和法律有‘协赞’权”。④事实上，只要有议会和宪法，君权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君主行为的随意性就会大大减少。当年德国和日本的立宪，限制君权只是一个次要任务，更重要的任务是减少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君主如果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样深居简出，较少发表意见，就是像德国皇帝那样，必须在法律之下行动。同时，由于建立了理性的文官制度，文官的行为主要依据法律和自身的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场上的机会主义。
清末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同样也有限制君权、规范君主行为的目的。这不仅是士绅的需要，也是当时多数官员的需要。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朝野立宪呼声之高，是皇帝和太后无法置之不理的。也正因为如此，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才会妥协，答应实行预备立宪。作为西太后派出考察各国宪政核心人物的端方，回国后写的《列国政要》，推崇意大利宪法，但上折建议实行立宪，却是仿效日本。⑤而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前，进宫给太后和皇帝讲宪政的留学生曹汝霖，讲了半天，也主要是讲日本的宪政状况，还特别提到日本的宪政实际上是学德国的。⑥后来，出台钦定宪法大纲，成立准议会资政院，都是比照着日本。当然，从端方到西太后，之所以学日本和德国，主要是因为这两国的所谓立宪，君权比较重。在西太后和端方看来，即使立宪，皇帝还是大权在握。大清国，只多了点东西，没有少什么。
但是，预备立宪一旦进入行动程序，各省的准议会谘议局和中央的准国会资政院一成立，事情就变了。尽管资政院的大部分议员都是钦定的。但人们发现，君权包括代表君权的各省督抚之权，还是被大大地抑制了。督抚想增加点税，居然怎么都不行了。资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议案，弹劾代表君权的军机处。即使顽固势力发动反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刘廷琛反过来弹劾资政院，竟然也无法削减资政院的火力。后来，就自然有了当家的满人亲贵执意收权，得罪了全国的士绅，以致于辛亥革命发生，皇帝被推翻。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官场的机会主义无疑是一种强腐蚀剂。小官迎合大官，大官迎合皇帝。行政行为，不管面子上说的多么好听，终归只为了讨上面的好。投其所好变成了流行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只要是皇帝喜欢的，臣子肯定会玩命地推行，即使惹出民怨，官逼民反，也在所不惜。清末的皇权比起清朝中期已经相当衰落了，但官员们对于当家的西太后，只敢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护军和太监冲突案上，有所诤谏。凡是西太后比较在乎的“大事”，比如甲午年她的六十大寿，即使在国家危机之际挪用了海军经费，也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反而纷纷拿出钱来报效太后，抓紧机会拍马屁。连由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也学会了中国人这一套，捐钱给西太后过寿，让西太后乐开了花。
这样的机会主义，首先要体会上面的意图，只要摸准了意图，确定上面有这样的偏好，有这样的意图，哪怕天塌下来，也照样做。做了，有时甚至等于挖坑埋了上司，但这个坑当时却非挖不可。当然，这样的官场机会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民众和国家，最终导致王朝颠覆，人死大半，国家多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以后多少年都恢复不了元气。
进入民国之后，袁世凯在错误的集权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他的权力接近皇帝之际，他的意志就再一次变成了全体官员的意志。当他要称帝的时候，很多人明知道可能是陷阱，但却没有人提醒他。机会主义又一次大泛滥，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各省传到中央政府的拥戴书，都是一模一样的。等到他真的跳进了陷阱，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已经晚了。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官场的机会主义危害有多大，只要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没有纳入法治之下、接受制度的约束，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胡来，以自己的好恶决定官员的升迁，机会主义就永远消除不了，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挖坑把最高统治者埋了，毫不怜惜。
客观地说，如果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这样的机会主义危害还小点。因为中国的社会基础在农村，而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场只要不大折腾，农村都能自己运转。但是，如果这样的机会主义搁在一个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恰好这个国家的政府权力还超大，官员迎合式的折腾，小则危害地方，大则坑害国家。一个政策出台，没有修正剂，没有刹车装置，动辄上千亿、几万亿砸出去，等到发现错了，已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刹车的只有一个人或者最高层的几个人，而车轮启动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层的偏好，指望来自最高层的刹车制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权力集中在一个明君身上，如果这个明君足够地明智，有充分的雄才大略，的确可以高效地实现很多大目标。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自发自生的世界，对政治领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决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尤其不犯大错误。规范领导人行为，减少领导人行为不确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众的利益为政治的出发点。
注释
1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2页。
2 司马迁：《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7页。
3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8页。
4 ［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2页。
5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42页。
6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六十九年，第50页。
The Domination under the Uncertain Imperial Power
—Tracing the Origin of Opportunis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fficialdom
Zhang Ming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a had implemented an imperial bureaucratic political structure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Officials obtain power from the imperial authority,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is also based on the imperial authority, and officials often make their behaviors conform to the emperor's personal preferences. Traditional rule increases the uncertainty of emperor's behaviors,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officials' speculative behaviors and prevalent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For China, opportunism in officialdom is undoubtedly highly "corrosive". The troubles made by the officials in order to cater to the preferences of their superiors cause harm to both the locali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Only by standardizing leaders' behaviors and reducing uncertainties of their behaviors can we minimize officials' tendency to engage opportunism and make them pay attention to people at the lower levels and take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olitics.
Keywords: imperial power, bureaucracy, rationalize, opportunism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
主要著作：《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重说中国近代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