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关键词：印度 中国 体制 金融改革
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般来讲，中印经济作比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比较的方式是简单、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GDP和另一个国家的GDP作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一般共识肯定是这样的：中国的GDP增长快于印度的GDP增长，很多人因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比印度更加成功的。
对这种比较方式，笔者提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即使作这种比较，你也会发现中印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在明显缩小，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印度的发展速度差不多是2∶1，到现在差不多是1.2∶1，可得出的明显的结论是，两国家发展速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说，中国每年的GDP中有50%是作为投资的，印度一般来讲是在3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7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是接近中国的80%，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引申出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是因为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才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而相对来讲，印度的增长是由效率的提升产生的。 比如，印度能源的使用和GDP的产出比率接近日本的水平。
第二种比较中印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一种更准确的方式，它要根据两个国家发展的潜力来衡量它们的实际经济表现。但是，我们没有发展潜力这样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数据来支持观点。有一个可以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那就是两个国家在非常不利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环境下的经济表现。中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遭受了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十年动乱。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GDP的增长也达到了3%左右。中国在面对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或者是和印度持平，或者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有优于印度的发展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是高于印度的，而且有可能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笔者认为印度潜在增长力低于中国？有些人认为是由印度民主体制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笔者在下文会回到这个议题。印度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障碍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而这个障碍是计划经济体制抑或市场经济都无法改变的。印度是一个热带国家，如果从全世界视角看，二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温带或者亚热带，而新加坡是个例外。其他的热带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海地、非洲，经济都没有成功。有经济学研究表明“地理决定命运”。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结论，但“地理决定命运”的真实的含义在于，如果你处于一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你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比如在教育、技术、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反之，如果你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那么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要求就可以相对降低。所以，我们在分析印度的经济表现时必须要考虑它面对的外在的、无法用政策体制克服的地理障碍。今天，印度的GDP增长能达到5%～7%，甚至有几年达到8%～10%，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从发展潜力上，衡量这两个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发展潜力比中国低，但是它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接近中国；同时，尽管中国的发展潜力高于印度，但中国实际发展速度却接近印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
体制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议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并经常拿印度作例子。那么请看下面两个国家：
A国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 美元，与此同时B国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A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 美元，而B国是650美元（所有引用的数字是以2000年的美元为单位）。你可能会说B国是印度，A国是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不仅超过了印度，而且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
事实上，B国是印度，A国是巴基斯坦。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世界上54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 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世界上55个威权国家之一。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所想象的复杂。那些相信威权体制拥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人经常以东亚奇迹为例证。但是，这个“东亚经济威权”理论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持这个观点的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论错误。这个错误在统计学里面叫做“遗漏偏差”，即只去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
持“东亚经济威权”论观点的人只去挑选那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东亚案例，而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经济上失败的东亚案例。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其结论也必然是荒谬的。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失败故事。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仍然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跨越东亚，看一看全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正如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其民主制度。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这被学界称为“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印度历史上的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率为6%至7%，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高于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发放贷款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私营企业的活力，这种发展方式更具有持久性。
当印度进入高增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的低增长年代恰恰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而印度高增长的年代恰恰是印度体制最民主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Fareed Zakaria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当时，印度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并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款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政府高度管控传媒业。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有的。随着经济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开放新闻报道和推行传媒业的全面私有化。现在，印度的电视台都是私营的，它的互联网也是不受管制的。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的独立媒体揭发了多起印度官员腐败的案例，形成了制约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而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类此法案。“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予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体系。笔者在2008年发文提出，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印度早十几年，但是印度的金融改革是领先于中国的，当时很多人士表示不赞同这种看法，比如说在麦肯锡作的一个题为“印度的金融体制应该向中国的金融体制学习”的报告，到今天至少从学界来讲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的更有效率。
从权威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证据，来评估中印两国的本土私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WBES中第38个问题就提到，“针对你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来说，融资限制能造成多大的障碍？”被调查企业选择的答案有：没有阻碍、阻碍很小、有一定阻碍和阻碍很大。相对于印度的本土私有企业来说，中国的本土私有企业受到融资限制的阻碍程度更高：80.2%的中国企业选择了“有一定阻碍”或“阻碍很大”，而印度企业的这个两项比重只有52.1%。就那些回答“阻碍很大”的企业而言，中印两国企业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中国企业为66.3%，印度企业仅为25.5%。笔者曾经对WBES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那些有可能影响融资限制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统计分析的结果和以上所描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金融差异绝非偶然。两国在全面经济改革之初都进行了金融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金融改革，但却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大逆转，从此便落后于印度。按照中国的速度标准，印度金融改革速度可谓风驰电擎。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印度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减少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权益比例上。1995年～1998年，印度几大国有银行都相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例如印度银行、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印度工业发展银行等，政府股份也因此削减到50%～60%左右。而在中国，类似的改革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而且金融界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规模极其有限。早在1992年，印度就已经准许私有银行进入银行系统。截至2003年，这些私有银行的信贷额占整个印度银行系统信贷总额的12%。相比之下，正如伯克利学者Sáez指出的，“在中国，私有银行是微不足道的”。
印度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常遭人诟病，但在金融系统，印度向国外竞争者敞开大门的时间远早于中国。1998年，印度政府允许国外投资者拥有本国银行40%的股份，这个比例是之前的两倍。但目前中国允许本国银行中的外资股份仍限定在20%。截至2003年，外资银行占到了印度本国银行资产的8%，而在2002年底，外资银行却只占到中国本国银行总资产的1.7%。花旗银行在中印两国的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截至2000年，花旗银行在印度的总资产达到了358亿美元，而在中国却仅为25亿美元。同年，所有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资产总额为340亿美元，仅相当于印度一家外资银行（即花旗银行）所拥有的资产额。
另一个显著的差异是股票市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有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一些最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都将其发展归功于在孟买股票交易所的上市。例如，Infosys公司在1993年就发行了股票，这一举动对公司的战略性增长至关重要。Infosys公司利用上市所融资金，建成了如今声名显赫的“Infosys Campus”，这也使得它从印度许多同行企业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私有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一些著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如联想、华为，都没有在本国上市。
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
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的巨大的优势是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特别是中国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能力。笔者把这个观点叫做“铁公鸡经济学。”
这种“铁公鸡”经济学的观点在１０年前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今天，可以说它是最有害的经济学观点之一，因为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投资膨胀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举措（比如强制拆迁等）。投资膨胀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与许多其他有害的经济学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成功应归功于基建投资和FDI的观点，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统计数据。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20世纪80年代，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具有活力，经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在8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吸引多少FDI，其中最高额只有30亿美元，在当时中国总投资额中可谓微不足道。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是毫无疑问，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增长率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中国依赖外资最少的年代。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是落后于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140万公里，而中国只有86.2万公里，印度的铁路交通也更为发达。在1975年，尽管印度面积比中国小，但是其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只有4.6万公里。到了1995年，中国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个衡量铁路系统“质量”的指标是电气化铁路的里程数，在这一方面，印度也是超过中国的。1989年，印度电气化铁路为5345公里，中国只有1700公里。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没有阻碍中国在那十年中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增长成绩。
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FDI和基建投资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更符合事实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中国有了经济增长，然后因为经济增长才有了后来的FDI和基建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原因，而FDI和基建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现在，印度正在复制真实的中国业绩。一旦印度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I就会进入这个国家，尽管它的基建状况还是不尽人意。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资源的过程，它所带来的资源就可以用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I。印度的FDI流入值已经从6年或7年前的60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300亿美元。尽管没有达到中国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设施也有很大提高。像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非常明智地进行资本配置。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应该是它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不是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将增长率保持在6%到7%，它就会有足够的资源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自我融资。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借助未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为代价即高昂的基建融资，要远远比向广大底层公众征税更为有效率和更加公正。
相对于印度来讲，中国真正的优势是教育水平、特别基础教育水平，并不是基础设施的优势。印度现在正在大力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力争弥补“不自由“民主期间（1950至1980年代）犯下的忽视基础教育的巨大错误。要赶上中国不容易，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太强大了。但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ＧＤＰ增长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提供的成本转嫁给中国老百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不投资教育，不保证每一位农村的儿童都能上得起学，就等于是在主动放弃中国的竞争优势。
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它主要的不足恰恰又都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础领域。但是，印度正在加大教育投资，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
How Far Is India Behind China?
—Forecasting Their Prospects from Economic Performance, System,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Huang Yasheng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hina and India,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ndia is lower than that of China. Its tropical geographic position is also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But its growth rate is catching up with that of China, the Indian economy therefore deserves a higher grade. India's political freedom, economic 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each other. India's financial reform and privatization increase the vitality of its economy, and China falls behind India in these two areas. Once India gets close to China in terms of human capital, it will be the time for India's economic take-off. China should have a correct view of the economic policy that relies on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highway and infrastructure". China cannot make its economic success depend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ut rather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Keywords: India, China, system, financial reform
【作者简介】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实验室、印度实验室创始人。
研究方向：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东亚经济研究。
主要著作：《中国的通胀与投资控制》、《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