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相关的指标体系，是世界各国经过政治磋商达成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偏好。它奠定了监测和评估发展进程的一个基准。据此观察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即可注意到：第一，农村居民和迁移劳动者，在享有必需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服务、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第二，在农村居民和迁移劳动者当中，穷人、妇女、老人、残疾人和少数族群，遭遇社会排斥的可能性更大。为了扭转这种状况，需要把社会均衡机制的建立纳入发展计划和政策。
关键词 千年发展目标和指标 社会均衡机制 监测和评估
“发展”的度量，指的是采用一套可观察、可测度和可比较的指标，衡量特定社会的发展进程。用以度量发展的指标必须反映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若非如此，测量指标也就失去了意义（Marlier and Atkinson，2010）。与指标设定密切相关的研究问题主要在于：第一，如何把“发展”的理念用指标表达出来？第二，怎样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和构建指标体系？第三，如何针对特定发展政策的实施，选择监测和评估指标？下文将首先解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蕴含的社会偏好；其次，以欧盟的社会融合进程为例，说明发展目标和对应指标的选择，何以成为多边的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平衡的过程；最后，基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解，阐述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度量包容性发展的关键指标。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对应指标
200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了一套时限为15年的目标和相应的指标值。其中的8项核心目标为：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①。千年发展目标及指标值经由《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布②，意味着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发展理念、发展的度量以及发展政策的评估，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一方面，需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发展援助力度及援助方式作相应调整；另一方面，也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制度性的和政策性的变革，例如推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增加人类发展投资，等等。“千年宣言”的通过，也意味着联合国成员国及其国民对此作出了共同的承诺。
不同国家的社会群体及个人既有千差万别的客观生活状态，又有各不相同的主观偏好。为何能够通过联合国政治程序，选择和确认相同的发展目标及度量指标，从而表达相同的社会偏好呢？
第一，千年发展目标及相关指标的选择，基于人类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千年宣言的开篇，便申明《价值和原则》，强调自由、平等、共济、宽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这其中，对“自由”的解释是：“人们不分男女，有权在享有尊严、免于饥饿和不担心暴力、压迫或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过自己的生活，养育自己的儿女。以民心为本的参与性民主施政是这些权利的最佳保障。”
上述“自由”可谓当代人类正常生活的底线。然而，单个人的未来却有种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具有落入底线之下的风险。人们会对处于困境的他人产生设身处地的同情（斯密，2009年中文版），出于这种同情心，人们还会在面临“无知之幕”的情况下，能够设想自己可以忍受的最差状态，并乐意帮助那些处在最差状态甚至更糟境况的同类（罗尔斯，2001年中文版）。事实上，这也是人类认同自由、平等、公正和共济等社会价值的心理基础。
第二，千年发展目标的选定，既要顾及联合国成员国的财政可行性，又要考虑所有国家和地区广泛的参与性。因此，它必然是作为“最小公约数”的目标，涵盖那些已被科学发现证明的、对于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帮助下，通过努力而实现相应的指标值。
第三，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需要政策干预的领域，主要是公共产品或社会增益产品（merit goods）的供给与消费③。与此相关的指标，尤其强调脆弱群体（例如贫困妇女儿童）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获得，凸显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包容的关注，从而也符合社会期望。
第四，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对应的指标体系简明扼要，易于获得所有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认可。每项指标值的获得，都需要成员国承担大量信息收集成本。建立“简约版”的度量体系，既可以节省成本，又便于提高基础数据的准确性，还能保证定期监测和评估千年计划执行情况。统计信息和评估结果的透明和公开，有助于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这也正是人类的一种超越国界的互助共济偏好。
2015年底，是千年发展计划的终点。2012年，全球已提前实现贫困人口和饮水不安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减半、以及改善贫民窟居住环境的目标④；然而要实现产妇死亡率降低3／4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少2／3等目标，路程依然艰难。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进一步强化全球合作，把千年计划的投资焦点，置于尚未达到目标的领域。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贫困人口减半⑤、普及小学教育、以及降低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的目标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千年目标的进展上仍困难重重。尤其是，全球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群体并未获得显著的生活改善。例如，1995年～2009年期间，在南亚地区位于收入底层的1／5人口当中，儿童营养不足率仅下降5%；而处在收入顶层的1／5人口中，儿童营养不足率下降了30%（Vandemoortele，2012）。可以预见，如何改善底层群体生存和发展状况的问题，将会成为2015年前后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议题；一些在多层面和多维度上表达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也将引入对发展状况的度量。
和谐社会构建进程的监测与评估
在联合国各成员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不同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分享、社会融合凝聚、生态平衡和资源节约的过程，构成了包容性发展的各种具体形式。所谓包容性，按照联合国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峰会的说法，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发挥积极作用。包容性社会的特征在于，超越种族、性别、阶层、代际和地理区位等差别，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Marlier and Atkinson, 2010）。社会包容的反面便是社会排斥，那么，促进包容性发展也就意味着减少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排斥。
2000年，欧盟早已超越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设定的发展阶段。当时它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以及全球竞争和高福利压力下的增长和就业难题。因此，基于“里斯本议程”的欧盟社会融合进程（EU Social Inclusion Process），把社会融入与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保证这些目标相互兼容并得以实现，欧盟采用了社会开放式协调方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简称OMC）。在尽可能充分公布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会议研讨、公开辩论和互联网交流，为成员国政府、社会群体和个人等社会行为者，搭建了一个广阔的磋商平台。
在此交流平台上主要商讨如下内容：第一，设定实现政策目标的指导性原则；第二，选择最佳实施标准和相应的衡量指标；第三，将指导性原则转化为成员国政策；第四，定期监督和评估（Kohler-Koch，2008）。欧盟27个成员国共5亿左右的公民，在实践开放式协调法的同时，实质上也就引入了一种被称为“标准化”（benchmarking）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多种利益群体通过自下而上的广泛磋商求同存异，商定共同的目标和标准，遵守同样的规则，调动各自的资源，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此机制下，欧盟从经济增长、就业、创新、环境可持续、经济改革与社会融入共六个方面，为其社会融合进程设置了14个指标。这便为监测和评估提供了量化的政策工具，将成员国政府置于公众的政策监督及欧盟的质量和技术监督之下（Atkinson,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