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官场机会主义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弊，它“居无定所”，行无常态，视规则为腐儒，以结果判良差。官场机会主义依靠制度空档进行博弈，利用投机心理进行算计，采取关系打点门路，依据私利选择路径。在当今社会，制度缺漏是官场机会主义的体制根源，物欲追求是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动因，思想偏见是官场机会主义的文化基因，认识畸变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心理诱因，封建残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 官场机会主义 制度 文化
官场机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物质追求刺激着它，政治欲望激励着它，社会陋俗助推着它，传统文化固化着它，心理因素诱导着它。即使到了今天，官场机会主义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刚性诉求而被根除，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演绎出新的形式。
物欲膨胀：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动因
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变量参数、博弈形式、成本核算都影响着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选择，其行为中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是跨越制度边界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在“风险厌恶”的基础上追求“效用最大化”，也在“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追求成本最小化。
“趋利避害”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趋利避害”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关键词，利益的获得及多寡、制度的约束及效果、行为的选择及实施等都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基本参数。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官场机会主义者的一举一动更多的是为了利益。在涉及利益分配时，哈丁认为：“如果我是狭隘理性的，只有在你所获得的福利不会潜在性地影响我能获得的福利时，我才对其毫不在乎。”②此句话语中既包含权力意识，又有机会主义取向。因为资源有限，社会成员不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关怀，物质利益的多寡，社会关怀的良差，会造成一些官员对社会的不平感和心理的失落感，继而以机会主义思维争取自己的利益。
利益博弈是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官场机会主义主体而言，尽管它竭力想得到额外的收益，却不能明目张胆地公开抢夺。这就决定了官场机会主义者利用已有资源决定具体行为，或攀附权势获得牟利机会，或付出资源获得升迁机会，均是蝇营狗苟、投机觅寻。博弈形式可能平静也可能激烈，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的，可能是单赢的（或单输的），也可能是零和的。但是，对官场机会主义者来说，“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游戏他们不愿意干，于是巧伪多生，矜威纵虐，以致贪黩是务，无视民瘼，他们博弈的结果总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因此，官场机会主义以其圆滑的处世、熟练的技巧、“安全”的结局，获得很多官员的钟情和青睐，并演变成一种流线型的阻力很小的形体。那些赞同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官员，心理都有一个“小九九”，为了获取额外利益，要算计一下可能的机会然后才会投入，要选择一下合适的对象然后才能下饵。显然，官场机会主义下的利益博弈结果是一种劣平衡状态。
潜规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主要获利法则。潜规则是行为主体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形式，一旦正式规则消歇，潜规则就会悄然出场。潜规则在官场大量存在，可以由单人操纵，也可以由“单位”集体操纵。在一些官员看来，潜规则可以盘活人脉，“绝处逢生”，可以“一本万利”，“平抑差别”。这是一种默认的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这种作用存续数千年，自古及今，迢迢暗递，它总是在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表达中共生共处，并成就了许多“进趋世利，苟容偷合”的官场宵小。为了从合作、协调和交易中获利，行为人会在量度习俗、选择行为、权衡利弊和优化资源分配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在官场机会主义推动下，潜规则成为社会的“通用货币”，一些人的强权心态也加剧了官场机会主义，他们按照“丛林法则”，把那些从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潜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造成“原则斗不过潜规则”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官场机会主义者会构造一个利益链，处在利益链上的官员其利益是根据“贡献”大小分摊的。这个过程中，利己主义是行为主体的决策动因，讨价还价是行为主体追求最高期望值的主要方式，满意程度是行为主体对决策结果的自我衡量。依此看来，官场机会主义和潜规则的肆行是当事各方合纵连横的结果，它通过不同形式的“脏脸博弈”，运用类似的知识场景和运作模式，用利益链条将那些官员串为一体，而在“利益链”和“关系网”背后暗含着有关部门的结构性危机，一旦链条断裂、关系中断，可能会造成有关部门或阶层的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