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罅漏：官场机会主义的体制因素
官场机会主义与制度罅漏有很大关系，在法制不完备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壮大，而且随着知识的增多和运作技能的提高，一些人通过体察“前车之鉴”、总结“成功秘诀”，把官场机会主义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或一些场合，制度缺陷造成的权力部门化、权力利益化和权力板结化，为官场机会主义提供了很大的作用空间。
制度自身的空档。就制度问题而言，官场机会主义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制度盲区。通常情况下，制度总是有漏洞、有缺陷的，这种不完备性给官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会先审视制度空档。如果有机可乘，那将是最好的门径，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不需要违背法律法规就能达到目的。二是预定前提。先设计一系列前提，使条件正好适合某种状况，给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三是辅助规则。在制度基础上，再外加一些条件，即所谓的“附则”。四是制度歧义。把制度中没有的含义捏造出来，名为创新，实则篡改，有时候干脆撇开制度另行一套。基于上述情况的官场机会主义，有显型表达也有隐型表达。显型的官场机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以公开形式表达出来，常常借集体之名而行。但由于官场机会主义背离制度，因此通常不能明目张胆地活动，而多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的手段、私下的交易等来实行。可见，制度覆盖不够造成广泛性不足，使那些没有享受到制度好处或对制度不满的官员产生机会主义念头；制度弹性不够，容易让人联想到制度的强制性，从心理上产生逆反情绪而诱发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制度预见性不足，会导致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忙脚乱，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仓促应付，很容易给官场机会主义提供机遇。
制度边界的移动。官场机会主义运作过程中，总是把制度边界模糊化，让自己看起来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用“异端思想”改造主流观念，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充满自利。在理论上，制度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无差异的，这样，遵守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当行为主体违反制度谋求制度外的利益时，就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边缘，可能会形成边界冲突，造成边界的模糊性和越界现象发生，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协调的情况下，一些官员会随机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且，我们经常遇到多个行为边界交叉的情况，各个边界在内外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移动，当行为主体遵守由制度设定的边界时，他们可能会以默契的方式实现机会均衡。而当平衡被打破时，必有一方越过边界而引入制度外的措施，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诱因之一。不可否认，制度是以人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是为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设计的，也体现着人的精神领域的价值和观念，它的外在形式是秩序化的结构形式，它的内在含义是合理性的社会正义。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制度正义经常出现“功能衰弱”和“心力衰竭”等现象，内聚力减弱，规范力贬损，客观性不足，可操作性下降。不少情况下，制度内容没有较好地体现正义价值，也有可能在贯彻时被曲解。一旦这种被曲解的理念注入制度规则，就可能产生不同于制度本原的价值导向和行为选择。制度边界的移动造成一些官员原有观念中的行为边界、信仰边界、道德边界和利益边界发生变化，不少方面的界限甚至形同虚设，使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这些官员的边界意识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层次和内涵的“色谱”，这个边界的扩张或压缩，边界的涵化和濡化，边界的交叉和重叠，都互相映照。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以新的认识和理解不断突破制度界限，以机会主义行为将制度的滞后特征暴露出来。
思想偏见：官场机会主义的文化基因
官场陋俗文化。官场机会主义是官场文化陋俗的积淀，“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其一经产生就会获得一种自身特有的规定，并对自身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并不会因为物质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消失”。③官场文化陋俗是社会发展的逆动力，它将社会的行为积弊通过文化形式反映出来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列宁曾经形象地描述这种惯性：“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④这种惯常的流俗或流弊，在某一个地方消失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复生，在一个时期弱化又在另一个地方流行。习以为常的行为让不少官员不再用社会的制度价值标准来审视它，而是把它看成实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习俗的固定化和格式化，给一些人提供了行为借口和观念依托，使社会的旧有惯制得以贯彻延续。在他们陶醉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成功喜悦时，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贯彻着已有的不良习俗。制度价值与官场文化陋俗碰撞中，要么摧毁制度价值，要么消除文化陋俗，两种倾向和力量比照的结果，将是一方削弱和另一方的增强。传统陋俗文化中，有一种“朋党文化”，它使社会“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污誷，污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传统陋俗文化中，还有一种卑鄙而随俗的乡愿文化，它“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挈，众皆悦之，自以为是”。“朋党文化”和“乡愿文化”具有圈子特征和地域特征，在思想上以自利为准则，在行为上以局部利益划界，都是官场机会主义的诱致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