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的指标差。中国公共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5%，印度为0.94%；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0%，印度为3.90%；中国婴儿死亡率为1.31%，印度为5%，孕妇死亡率按每10万例活产婴儿计算，中国为30例，印度为212例。从上述数字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据报道，印度五岁以下的婴儿死亡案例为166万，其中40～50万死于痢疾。⑧据调查，印度的婴儿死亡率达到7.6%，而这一指标在俄罗斯、中国和巴西分别只有1.6%、2.4%和2%。从1970年到2004年，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从0.254上升到0.611，同期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从0.372上升到0.768。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承认：“在多数衡量生活水平的社会指标方面，例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平均年限和免疫接种率方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都在拉大，而非缩小。” ⑩印度前海军司令阿伦·普拉卡什不久前在访问上海后发表文章，认为由于治理糟糕，印度在每一个衡量发展和进步的指数上都落后于中国。11综观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进步与差距，著名历史学家拉马昌德拉·古哈在印度独立65周年之际发表文章称，在发展问题上，“骄傲和耻辱各占一半”。12这说明，印度在与自己纵向相比的时候，可以感到骄傲，但在与中国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就感到了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距。
印度的深层次无奈：制约发展的若干因素
应该看到，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在不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些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参考。例如，印度拥有引以自豪的政治制度，拥有实效运作的议会两院，拥有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拥有良好的英语教育，拥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拥有比较严格的金融管理，拥有富于活力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35岁以下者占人口的65%），拥有声誉颇佳的信息产业，等等。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它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尽管有些弊端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它们的确是印度快速前进的严重羁绊。
政府决策低效。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民众普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对政府的决策随时受到反对党和民众的监督制约感到自豪。我们不能说印度是一个早熟的或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但其决策效率确实不如人意。印度现有85个大小政党，往往出现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党魁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倾向。就经济政策决策而言，很多看起来很好的提议却遭到抵制，无法变成政府行为。特别是近年来印度的政治生态出现复杂局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取得议会多数的席位。由此形成的联合政府难以推动经济自由化的重大改革，结盟小党的政治压力常常迫使领导人推迟或取消原拟出台的政策。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说，“福利项目和民粹政策是吸引选民的保证，政府更担心短期生存的问题，如何困难决定都抛之脑后”。13由于党派众多，自然会形成印度社会特有的各种“分利集团”，导致整体利益遭受侵蚀，政府决策能力和执行效率大打折扣。很多情况下，不是政府没有制定详尽的发展计划，往往是实施计划的能力非常脆弱，呈现出“功能性无政府主义”的局面。14
产业结构偏差。印度实行改革之前的1990～1991年度，三大产业的比例分别为29.6%、27.7%和42.7%。到了2000～2001年度，这种比例变成22.3%、27.3%和50.4%。而2011～2012年度，这种比例变成13.9%、27.0%和59.0%。15众所周知，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十分发达，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另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应该承认，它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该产业所能吸附的劳动力十分有限，仅为数百万人，无法满足扩张猛烈的就业市场需要。另外，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印度制造业不能迅速扩展，不仅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更无法提供保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的后续潜力将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