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印度独立至今尚未出现分疆裂土的大动乱，不等于它的行政体制能经受得起政治大动乱的考验而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印度民族宗教冲突经久难治，除了其历史渊源之外，西式政体、西式民族理论与政策对印度的影响可谓深远。再加上印度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方面严重缺乏统一性， 导致了印度独立后的国内政区划分指导思想深陷误区，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长期的政治性风险，给国家统一埋下了深远的隐患。
关键词 民族构成 语言文字 宗教信仰 宗教冲突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主要著作：《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起飞夭折》、《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合著）等。
人口众多、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的印度堪称滋生民族宗教冲突的“沃土”。仅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争而言，2007年，印度就发生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681起，死亡96人，2117人受伤；2008年，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656起，其中4起发展成骚乱，死亡123人，2272人受伤。①从三甘地之死，到延续数十年的克什米尔动乱，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规模民族仇杀，到2008年11月震动世界的孟买特大恐怖袭击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买闹市区的三起连环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2012年阿萨姆原住民博多族（Bodo）与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仇杀冲突及其波及南印度，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看到。
“集体行动的逻辑”——印度民族宗教冲突加剧的内在机制
印度民族宗教冲突如此经久难治，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西式政体、西式民族理论与政策实难辞其咎。对于苦于民族宗教冲突的印度而言，现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固然便利了各种力量推举自己的代言人，获得出气口，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统一，但更激励了各类政治力量和人物利用民族宗教冲突，使得印度国家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统一性难以提高，民族宗教矛盾冲突沦为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争取崭露头角的终南捷径。相应地，民族宗教冲突越发成为印度无法治愈的痼疾。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个组织严密的小集团比一个松散的大集团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从而战胜后者的意志——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大到了一定规模，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就会驱使人们去寻求较小的身份认同，以求在各类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族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在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同乡、同学之类较小身份认同标记也一向非常流行；在印度这种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民族、宗教就是更为方便的较小身份认同标记。较小身份认同流行，不等于必定会形成大批僵硬的小集团而令社会四分五裂，也不等于这些小集团之间必然会爆发冲突摩擦而令国无宁日。显而易见，同乡、同学之类身份认同比民族、宗教身份认同弹性要大得多，形成僵硬小集团的概率要低得多，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也很难想象同一民族的不同同乡会、同学会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但全世界天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民族、宗教冲突。
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形成多个有形无形的民族、宗教集团之后，其他条件相同，不同政治体制对其摩擦的激励是不一样的。在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下，有志于在体制内晋升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兴趣去挑起、激化族群冲突，因为这对他的政绩只有负面作用。由于各个族群难以找到现成的公认领袖人物，而且遭到政府行政部门制约，族群冲突的范围和烈度都会受到制约。相反，在一个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有志于在体制内脱颖而出的政客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利用或挑起、激化族群冲突，因为要想成为某一族群眼里的代言人，赢得这个族群的“铁票”，从而在竞选中占据有利地位，将这个族群的不利处境归咎于政府或其他族群的“不公”，显示自己为了维护这个族群的利益而不惜阻止、侵害其他族群的利益，显然更能投合众人之所好；而谆谆告诫这个族群要勤奋吃苦耐劳以提高自己，要约束自己尊重他人权利而不惜面对更激烈竞争……这类话语很不中听，常常无异于选举票房毒药。也正由于此时各个族群相对容易找到代言人和领袖人物，族群冲突的范围更容易扩大，烈度更容易加剧。不仅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这些政客也有着强烈的动机维持、加剧族群分化，而不是消弭族群分化，促进民族宗教融合，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宗教冲突问题。
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语言重组，原孟买邦分割为马拉地人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导的古吉拉特两个语言邦，两大民族当时就曾为孟买市的归属而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其间发生过警察开火击毙105人的惨剧。其实，由于马拉地人拥有历史上马拉地帝国击败莫卧儿帝国、抗击西方殖民者的辉煌历史，拥有强大的现实实力，目前占印度人口7.6%，即使没有这样的流血争夺历史，拥有如此实力的当地主导少数民族也会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他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湖北十堰和福建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他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
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阻止南印度移民进入该邦和伊斯兰教传播，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包括严重暴力事件。在1992、1993年孟买发生的多起骚乱中，湿婆神军党成员就被印度政府指责为组织攻击穆斯林的骨干分子。湿婆神军党创始人、党首巴尔·萨克雷被反对者指责为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紧张关系的祸首，在2002年戈德拉惨案和古吉拉特邦骚乱期间以及2008年，巴尔·萨克雷都公开呼吁印度教徒组成敢死队攻击穆斯林，而此人人气鼎盛，被众多支持者颂扬为“印度教徒心中的国王”。2012年11月17日病逝后，孟买全城绝大多数店铺和商业机构都自发关闭，人力车与出租车停运，数百万人上街为其送葬。1995年，巴尔·萨克雷与印度人民党结盟赢得马哈拉施特拉邦政权，成为该邦政府的幕后操纵者而得到“远程控制器”的绰号，至今湿婆神军党在288席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中仍占有44席，萨克雷病逝后，两名当地女子仅仅因为在facebook主页上发表评论，认为不值得为此而关闭商店，就被警方逮捕，在庭审中被指责为“增加阶层间的仇恨”。
至于当年对挑动阿约提亚争端升级难辞其咎的印度人民党，其初级党员更据称多达1700万，积极党员100万，1996年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短暂执政，1998年至2004年两度执政，现在仍然是最大在野党，令国大党的执政地位相当脆弱。须知近20年来印度历次大选结果都是无一政党过半数的“悬浮议会”，甚至不得不为寻求一些地方性党派的政治支持而容忍其头面人物的严重腐败行为（如2010年末爆出的2G手机运营牌照案）。
更关键的是，在印度政体下，假如印度人民党这样的大党不时常倡导一些极端宗教要求以聚拢信众，迟早会有新的极端政治力量成长起来取而代之。“胜利属于大神罗摩！……的确，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不是一场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之间的竞选，……而是一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噢！印度教徒！多关心你的印度魂吧！”——诸如印度哈努曼党（Bajrang Dal）著名群众演说家夏斯特里（Prahlad Shastri）这样的言论，时刻在敲打印度政界人士与政党不敢扬弃极端色彩过于浓重的主张，以免丧失追随者基础，也启发着有心之辈从这个方向入手，以求在政界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