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则更容易被机会主义者放弃和牺牲
官员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可能放弃哪些原则性要求呢？我们让被试官员选出他们最可能牺牲的两种原则，并且让公众选择哪些原则被官员忽视时最让人反感。民众的回答与官员的回答组成了一个矩阵（见图2）。位于第一象限的是长远规划和民众需求，这两者是官员最可能——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故意——放弃的东西；并且，如果不重视这两个原则，民众的反感度会很高。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员追求政绩、特别是追求高GDP，导致区域或部门的长远利益以及人们的现实需求被忽视有关。特别是，对于某些地方官员来说，机会主义行为只是他们升官提拔的凭借，一旦成功，就可以“远走高飞”，不会被问责和追究。这种与老百姓之间的单次博弈，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另外，官员放弃的可能性大，但民众的重视程度偏低的两个原则是上级领导的意图和决策程序，它们位于第二象限。其中，决策程序被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官员放弃的可能性大，或许主要是因为官员们不太重视决策程序，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对于机会主义倾向严重的官员来说，当他们想要放弃以上级领导意图做为决策依据时，他们无疑可以找到用于应付、解释和为自己开脱的任何好借口。
机会主义倾向的成因和危害
当然，与抽象的原则性事物相比，民众对于现实中的各种现象有着更多体会。因此，我们问受访民众最反感哪些机会主义现象，并要求选择三项（图3）。“借助手中的权力奉承、迎合上级领导”被提到的次数占总选择次数的26.5%；“违反程序颁布各种命令、法规”占22.0%；“一拥而上建设各种项目”占15.9%。
如何解释这样的结果？有时，为了追求或维护局部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手中不断扩张的权力在住房、交通、媒体管理等方面制定了许多要么让人啼笑皆非，要么让人愤怒不已的政策。这些“横空出世”的政策规定由于规避了正当决策程序因而也就躲过了民众的质疑和科学论证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众的切身利益。而利用权力资源迎合上级领导有时则显得荒唐可笑。例如，当领导提出一个概念时，有的地方官员不去想怎么落实，而是搞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开大小会，成立各种名目的办公室——显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没有什么实质政绩的情况下以夸张的手法博取领导的注意和欢心。尤其是，有些无才无德无原则之人以为，只要给领导唱赞歌，顺着领导的意思做事就有机会受提拔。官员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则更像是赌博，把不合理的东西甚至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成升官筹码。
说到这一点，人们也许会问，既要坚决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又要避免奉承迎合，这不是矛盾么？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上层领导的政策路线都是宏观的、指导性的，需要地方或部门领导自己解读——这就要看官员是结合民意以务实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用假大空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夹带私货的方式解读了。如果是后者的话，被公众反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说的机会主义始终停留在对物的方面，那么对人的方面呢，是不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官员都热衷于为了抓住晋升机会而排除异己，毫不留情？这也许同样值得思考。
在列举了这些机会主义的现象后，我们不禁要问，引发官员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当要求受访者选出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时，“官场潜规则‘鼓励’机会主义”被提到的次数占36.5%；“干部管理机制‘鼓励’机会主义”占23.0%；“官员政治水平或知识水平有限”占13.9%；“当前的社会文化包含机会主义成份”占12.7%；“官员在性格、个性上偏向机会主义”仅占7.5%；“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机会主义成份”占6.3%。看来，多数民众更倾向于认为，机会主义行为是官场生态和制度缺陷的产物；并且与官员的性格相比，更多的人把原因归结为官员能力水平的问题。
当然，产生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选择进入“体制内”的人，大多愿意为了地位、福利、住房、养老之类的原因而长期留在其中；一方面，在“体制内”要有足够的资历才能晋升，另一方面，待的时间越长，找到其他好工作的机会也越小，因为若走出这个圈子，在能力和观念方面都没有优势。因此，适应“体制内”的规则并寻找提拔机会似乎就成了唯一的希望和成功标准。对这些官员来说，在高度不确定性面前，除了变成机会主义者外，固然也可以装成“鸵鸟”，不加质疑地相信僵化的观念，对现实和变化视而不见，进而养成一种官僚主义作风。“鸵鸟型”官员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只要能表现自己的“忠诚”，也有被提拔的机会，至少不会被降职。②但是他们恐怕无法拼过那些理性的机会主义竞争者们。与“鸵鸟型”官员彻底拒绝信息不同，机会主义者懂得利用有限的信息。首先，他们紧紧盯住口号、“趋势”、“政策”这样的风向标，时刻准备着响应那些从天而降的召唤，而动员、宣传、“搞运动”的领导方式也鼓励官员“各显神通”——即便是以空虚、夸张或激进的方式。比如，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中央的政策等等似乎在指引着方向，并且成了决策的主要依靠；这使得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措施，让风电和光伏产业蜂拥上马；而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以及可能的贸易制裁等等，都被抛到了脑后。
其次，即使没有上级精神中的明确讯息，机会主义者还可以遵循其他“信息”——按自己的主观臆想行事，这样做至少比作鸵鸟状更可能抓住机会。这些官员相信自己可以促进稳定与发展，相信自己可以为别人定义禁令和自由，相信自己的意志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相信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信条能代替经济规律或合理规划。那么，如果错了怎么办？机会主义者用上了动机论的理由，只要不断强调自己是在一心一意贯彻上级的精神，就无需承担责任；而且上级领导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上级领导可能自己也是机会主义者，也是靠这样的行为才得到现在的职位的。
除了成为“鸵鸟型”官员和机会主义者外，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当然不是。一方面，我们有无数的领导干部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成为机会主义者的诱惑始终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有信念、能力强、拒绝当机会主义者的人也未必对留在“体制内”有兴趣——当然，这种逃避也是不对的。因为，假如把决策和管理的职位都拱手让给机会主义者，那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了。
那么，机会主义行为又会造成哪些不良后果呢？当让受访者选出最严重的一项后果时，“使国家政策被扭曲”被选择的次数最多，占21.4%；“被公众耻笑，降低公信力”和“助长形式主义作风”分别占12.0%；选择“浪费资源，劳民伤财”的人数最多，占50.8%；而选“使官员不愿在日常应做的工作上用心”的仅占8.7%——不过，尽管前一点更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官员内心浮躁，不能安心做好本职工作，这也许对决策或管理的不良影响更加深远而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