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分别构成了两类各具特色、具有明显互补性质的派别。在马克思主义一派中，又有曼德尔、调节学派、SSA学派的理论。后两种理论试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相结合，发展一种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检讨了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在强调其功绩的同时，也力图指出其方法论上的局限。并从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建立一种新综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长波 调节学派 SSA学派 新熊彼特派 制度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受制于那些支配着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其中首先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是资本积累过程固有的内在矛盾;其次则是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前一矛盾，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以下简称“SSA学派”)则侧重于分析后一矛盾。关于第二种矛盾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之间的关系，SSA学派的戈登等人曾有过如下表白：“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的速度上倾向于长期波动，而且这些波动是由确定的制度结构，即积累的社会结构所中介的。不能将这些制度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分离开来(因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外生因素)进行分析。”①
主要由上述矛盾主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从历史上看，这一时间框架是长约半个世纪左右的长波。1912年，荷兰社会主义者凡盖尔登正式确认了这种长波的存在。他提出，从1850～1876年，1898～1911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分别经历了两次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他将这两个时期称作资本积累的“春潮”。这一发现日后又为俄国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的独立研究再度证实，并因熊彼特的采纳在学术界广为传播。表1描画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得到公认的数次长波所跨越的时间及其基本特征。由于第五次长波是否存在还存有疑义，在该表中我们只保留了原表的前四次长波。
二战爆发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3～1974年危机的爆发，长波理论开始复兴，涌现出三种有代表性的长波理论。除了新熊彼特派外，还有曼德尔的理论、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后两个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可被视作一类理论。②
本文第一节将对三种长波理论做一概览。第二节则主要检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在强调其功绩的同时，也力图指出其某些局限。第三节则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进行比较，并探讨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可能性。
一、三种有关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理论
德国学者门施的著作可以看作上个世纪70年代新熊彼特派理论的开山之作。③新熊彼特派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观点，把创新集群的出现当作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的自变量。在该学派看来，长波或长周期建立在一种不变的内生经济机制的基础上。与新熊彼特派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长波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它的形成或者取决于与积累相关联的各种制度(调节学派和SSA)，或者取决于那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超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某种共同作用(曼德尔)。
在《晚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著述中，曼德尔发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长波论，其宗旨是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与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从方法论上重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若干基本范畴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提出这些范畴是部分独立、又部分相互依赖的自变量。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列举了6个这样的变量，分别是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剩余价值率、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④在马克思那里，这些变量既被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也就与这些规律一道属于最抽象的理论层次;其变化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总体所能允许的范围，也即是说，这些变量是内生地被决定的(即完全由其他经济变量所决定)。而一旦把这些范畴看作部分独立的变量，其变化就不完全以内生方式决定，还要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剩余价值率为例，曼德尔就指出，其变化不总是积累率的函数，还会受到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产业后备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规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形成，便取决于这些部分独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最终表现为利润率动态，后者就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热度表，其变化要由前述变量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图1描绘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的长期波动。
从方法论来看，曼德尔赋予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以半独立变量的意义，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有助于避免经济变量间相互关系的机械决定性质，使经济领域变得开放，能够接纳来自于社会其他子系统(政治、技术、文化等)的影响。但是，同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相比，曼德尔的努力仍然不够充分。在他的分析中，只有两个层次，即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个抽象层次，以及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这个具体层次。通过提出半独立变量的概念，曼德尔得以将这些变量与历史偶然性相结合。但他没能再往前走一步，像调节学派和SSA学派那样，在一般理论和具体历史这两极之间，自觉地发展一种属于中间层次的分析。根据这种中间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中各个变量的关系，是嵌入特定的制度体系之中、并为之所中介的。这样一来，尽管他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展开了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分析，并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不失其理论研究的深度，与调节学派和SSA学派相比，却显得形象不够鲜明。用SSA学派的奠基者戈登的话来说：“曼德尔最接近于某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因为他充分注意到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所有变革;但是，他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有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依次更替的各阶段的有趣分析，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⑤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都深具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就调节学派而言，两位主要代表阿格列塔和利佩茨都曾明确地宣称，其理论是马克思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戈登等人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后，SSA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由科兹、麦克唐纳等人主编的两本论文集当中。⑥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外，在这两个学派中也能辨识到来自其他学说的影响。两个学派都有凯恩斯主义的因素。⑦此外，美国的老制度主义也被看做为SSA学派的思想来源之一。⑧在调节学派的阵营中，还出现了以布瓦耶为首的所谓“巴黎学派”(Parisan School)，这个流派试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另辟蹊径，与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互通声气。
尽管在某些概念和观点上存有差异，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具有明显的理论一致性。借用美国学者、SSA学派的成员科兹的观点，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两个学派都“试图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两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内，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⑨第二，两个学派共同发展了一种 “中间层次的分析”，这种分析“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叙述相比，要更为一般和抽象，但与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理论相比，则更特殊而具体。”⑩
戈登在其早期著作中，通过借鉴日本学者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从方法论上清楚地阐明了发展一种中间层次分析的重要性。按照宇野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包括三个抽象程度不同的分析层次：原理论、阶段论和政策论。戈登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在至少三个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最抽象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系。在中间分析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分析依次更替的积累各阶段的内在关系，以便理解生产方式的力量和具体活动的有效性是如何被中介的。在最具体的水平上，我们必须研究在这些更为基本的规定所施加的界限内人的活动的历史总体性。”11
所谓阶段论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是由列宁开创的。但是，列宁并没有展开讨论他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运动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列宁之后，诸如瓦尔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必须将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以分析诸如经济周期和危机这样的问题。在分析1929～1933年的危机时，瓦尔加明确地谈到：“这些普遍的前提(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笔者注)，对于说明各个具体的周期和危机，当然是不够的。每个周期和每次危机都有它的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具体的历史性。”有必要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周期和危机的过程的特点”。12以上述方法为指导，瓦尔加分析了造成1929～1933年危机的原因。在他看来，垄断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消费不足成为这次危机的根源：“垄断组织维持着高度的价格水平，减少了没有加入组织的资本家、中间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收入，并相对地更加缩减了社会的购买力。从而垄断组织加深了资本在扩张中的无限需要同有限的社会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果撇开一切特殊情况，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危机必定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更深刻更频繁;危机和萧条必定更持久”。13这些引证表明，对于中间层次分析的重要性的认识，严格讲来并不是从SSA或调节学派才开始的。但是，在这两个学派之前，相关分析并未在方法和理论上达到足够成熟的地步。在笔者看来，自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开始，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制度经济学。14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在分析上区分了资本积累过程及其制度环境，强调资本积累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被一系列制度所支撑的。由各种制度形式构成的整体被定义为调节方式(调节学派)，或者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两个学派主张，不应该以个别经济关系，而应该以调节方式或积累的社会结构来区分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为此，阿格列塔和戈登都曾对列宁的观点发起了尖锐的批评。
在划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阶段时，列宁所注重的仅仅是资本集中程度或资本之间关系的变化。为此，调节学派的首倡者阿格列塔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拒绝这种思想，即资本集中是20世纪历史中最主要的过程。理论上最关键的过程毋宁存在于资本一般的再生产条件的根本变化：为此本书第三章就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在那里我们研究了工薪阶级的生存条件的转变。”15在此，阿格列塔强调，应该以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为核心，界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类似的，戈登也提出：“列宁，以及巴兰和斯威齐，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仅仅归结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单纯而线性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为从‘竞争性’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变迁。”16
戈登在其早期的论文中，曾以积累的当事人、积累的动力、积累的系统条件、个别资本积累的条件为标准划分出四类SSA，一共囊括了13种具体的制度(参见表2)。在此后的著作里，SSA的分类变得趋于简单。在对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分析中，戈登等人考察了以下四项积累的社会结构，即美国的霸权、有限的资本—劳动协议、资本—公民协议，以及对资本之间竞争关系的抑制。17沃尔芬森日后又将金融体制增添为第五项积累的社会结构，并在SSA学派内部得到了一致认同。18在鲍尔斯等人所著的教科书《理解资本主义》当中，则将用以划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SSA区别为四种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劳动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19
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大致对应了调节学派的调节方式(mode of regulation)，两者所指都是“资本积累借以被组织起来的特定的制度环境”20。布瓦耶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方式概括为5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即货币和信用关系、雇佣劳动关系、竞争的类型、加入国际体制的方式、国家干预的形式。21和SSA学派不同的是，调节学派为了强调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特定制度形式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还提出了积累体制的概念(regime of accumulation)。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的统一则被定义为发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22若与马克思的概念相比较，发展方式可以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延伸，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经历的不同阶段。
相对而言，由于调节学派使用的概念更为复杂，在诠释者中间也容易引发不同的理解。譬如，在科兹看来，阿格列塔使用的积累体制概念既包括积累过程，也包括积累的社会结构。23另一种理解则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大体上类似于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结合。24在笔者看来，这两种理解似乎都有偏颇。就前一种理解而言，虽然在积累体制的概念中的确体现出积累的社会结构对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影响，但将两者在分析上予以区分是完全必要的，不应把积累过程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相混淆。就后者而言，其不当之处则在于，制度概念的外延被随意扩大，把积累本身也一并囊括了。
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做了各自不同的界分。在调节学派那里，这一界分是与外延型积累体制和内涵型积累体制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阿格列塔最先提出了这两个概念，首先将其作为“理想类型”来看待，但稍后又以其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根据。25在调节学派那里，19世纪以降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主要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外延型资本积累体制，主要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内涵型资本积累体制(即二战后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形成了内涵型积累，但却没有形成与之匹配的促进大规模群众消费的调节方式，正是这种矛盾带来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利佩茨和布瓦耶甚至主张，在19世纪后半叶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中，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几乎没有增长，资本积累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类似观点在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里也依稀可见。26调节学派的上述观点先后引发了克拉克以及布伦纳和格里克的批评。批评者完全正确地指出，从历史上看，以生产率进步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前提的内涵型积累体制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就已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在调节学派那里，所谓内涵型积累体制是以福特主义大规模消费制度的确立为前提的。工人阶级的收入与生产率挂钩而增长，被认为是促进消费品部门的积累和技术变革，进而促进两大部类资本积累协调发展的关键。从理论上看，正如布伦纳等人所强调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植根于传统的消费不足论。27
与调节学派相比，SSA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更易为人接受。在2005年问世的《理解资本主义》第三版中，鲍尔斯等人把美国资本主义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见表3)。表中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是从冷战结束才开始的，大致对应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