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积累体制、制度形式与阶级斗争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共同点，在于强调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两个学派对制度概念的注重，自然使人联想起两者与经济思想史上老制度主义传统的联系。美国学者利皮特曾从这个角度对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做了进一步探讨。依照他的看法，这一概念所指涉的制度具有广、狭两种，就其狭义而言，是指组织形态;就其广义而言，则是指习俗、习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的行为预期等。作为后一意义的制度，是为特定的国度或文化所专有的。28类似的，英国学者杰素普为调节方式做了如下定义，即由规则、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以及行为模式组成的总体;这个总体维持并引导着特定的积累体制，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冲突性质的条件下，在经济行为者的分散决策间起着协调作用。29
但是，调节学派和SSA学派与老制度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两个学派的创立者并没有直接承认来自老制度主义的影响。30而且，迟至今天，针对这种联系的比较研究在文献中仍非常罕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制度主义者，都鲜见关注这个问题。为此，澳大利亚学者奥哈拉——作为制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于2004年在美国《经济问题杂志》(这是制度主义的传统阵地——笔者注)发表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一现象，并对SSA学派和调节学派与制度主义乃至演化经济学的联系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后文还将涉及这个问题)。31
在戈登等人看来，一个稳定的SSA或调节方式的存在，是迅速而持续的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构成SSA的各项制度，当其相互影响促进积累时，就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32相反，当构成SSA的各项制度在其相互作用中阻碍积累的时候，其整体性就趋于瓦解。那么，SSA或调节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呢?积累过程与SSA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戈登及其合作者为此提供了以下由9个命题组成的故事：33
第一， 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前提，是建立并巩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第二， 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带来投资繁荣和经济活动的加速;第三， 资本积累的顺利开展将把投资推进到在SSA的框架内所能达到的极限。要维持持续而快速的资本积累要么必须再生产出在繁荣开始时存在的那些条件，要么必须过渡到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的新组织。但最初的条件难以被再生产，所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轻易地实现;第四， 积累速度放慢，停滞阶段开始了。改变制度结构的尝试在停滞的条件下遭遇到反抗;第五，经济停滞促使现存的SSA进一步瓦解;第六， 在经济危机期间恢复快速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制度结构的构建;第七， 这一制度结构的内容是由经济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深刻地塑造的，但又不限于阶级斗争的影响;第八， 新的SSA必然不同于先前的SSA，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不同阶段;第九，资本主义的每一阶段都可能具备如下特征，即有一段长时期的扩张，然后是一段长时期的停滞。
上述模型的要害在于，SSA的变革是以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为契机的。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中，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危机。一种是作为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捩点的危机，也被称作结构性调整的危机(structural crisis of adjustment);另一种则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作为古典周期特定阶段的危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调整机制的一部分，克服这种危机并不需要以SSA的变革为条件。作为长波转捩点的危机意味着积累过程与SSA之间的冲突，既有的SSA在这种冲突中开始解体。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渡过危机，恢复正常的资本积累，就需要建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34在历史上，1873年的危机、1929～1933年的危机，以及1973～1974年危机等都可划归结构性调整危机的范畴。按照科兹日后的概括，这种危机既是由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带来的积累过程内部的危机，也是积累过程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危机，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带来的危机。35
结构性危机的出现和逐步深化是孕育阶级斗争和集体行动，进而建立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动因。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上述模型里，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内生的方式被塑造的。换言之，按照这种观点，危机将因其孕育了新的SSA而自动渡过。这一点引起了曼德尔的批评。在曼德尔看来，新的扩张性长波不应看作此前的危机和萧条长波的内在结果。不管萧条持续的时间有多长，程度有多严重，由此诱发的阶级斗争并不能决定新的扩张性积累长波必然出现。在曼德尔看来，戈登的观点甚至回到了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决定论。36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一点上，曼德尔和SSA学派有着一致性。但是，前者更为注重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性，而SSA学派则倾向于把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其成果视为由积累过程和SSA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在SSA学派以及调节学派那里，阶级斗争的功能事实上取决于两个学派对于积累过程和SSA之间关系的界定。
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在理论上假定，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是可协调的;相关制度形式正是为了协调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在此意义上，积累过程就像一种最适者生存的选择机制，只有那些促进积累的制度，才会被选择。由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与不同的制度形式相联系的，在由危机触发的制度变迁中，必然形成各阶级之间的冲突。重要的一点是，在两个学派看来，阶级斗争的作用只是为了发现和确立那些能够促进积累的制度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学者克拉克在其针对调节学派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阶级斗争事实上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作用，即在特定的矛盾结构中，为了协调矛盾必须担负起相应的功能。37
克拉克所指认的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关系暗含了一点：各种制度形式就其促进了积累过程而言，是在这种结构功能主义关系中所能产生的“最优的”制度形式;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形式也符合在阶级斗争中达成妥协或休战的各方的利益。克拉克反对这一点，在他看来，积累体制的变化事实上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再生产为前提的。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阶级和集团总会利用一切可能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构成SSA或调节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不仅是缘于协调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而且是由阶级斗争的发展格局所决定的(当代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在此意义上，构成调节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可以看作特定的阶级力量平衡关系的制度化。克拉克甚至提出，不应使阶级斗争隶属于积累体制的结构性需要;相反，借助于相关的制度形式，“积累体制内部的生产和交换的数量关系应该隶属于围绕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而展开的那些斗争”。38
克拉克的批判事实上重新定义了构成SSA的那些制度的性质：它们不是某种经济必然性带来的结果，而是作为阶级关系和阶级统治的产物出现的，自身镌刻着路径依赖的特征。值得提到的是，在戈登本人的晚期作品中，也曾接近于类似观点。在出版于1996年的《富有而吝啬》一书中，他批判地回顾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工会力量衰落、工资遭到挤压、收入分配变得严重不平等这种种现象的制度根源，提出这是资本出于自身利益和制度的惰性而走上的一条“低端道路”(the low road)。书中界分了两类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一类经济体(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属于实施新自由主义“大棒”政策的“冲突型经济”，另一类经济体(如德国、日本、若干北欧国家)则属于更加重视工作保障和工人参与管理的“合作型经济”。通过对这两类经济体的主要经济绩效(如生产率、失业率、工资率等等)的系统比较，可以发现前者远逊于后者。戈登就此提出，美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挥别成本高昂的“低端道路”，另择一条“高端道路”(the high road)，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39在这些论述中，由于引入了冷战后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论，从而大大拓宽了SSA理论的解释范围。与此同时，戈登无形中也拓宽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含义(虽然这一点在方法论还有待明确)：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必然是促进积累的制度形式，在那些“冲突型”经济中，相应的制度形式首先是为维护特定的阶级统治而服务的。只有在选择了“高端道路”的“合作型经济”中，相应的制度形式才有可能带来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预示了沃尔夫森和科兹日后对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所做的重新定义。后者明确地提出，一种SSA的形成并不必然是为了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根据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验，资本家可以为了利润率而牺牲积累，毕竟前者才是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和动机。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特点恰恰就在于，尽管增长率等指标不尽如人意，却有一个较高的利润率水平。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SSA首先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阶级统治服务的。40
在思想史上，卡莱茨基和霍布斯鲍姆最先注意到阶级斗争与资本积累在长期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联系。41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如何解释这种联系时，最终形成了三种各不相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便是以SSA学派和调节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第二种观点则是强调阶级斗争相对自主性的曼德尔的观点。这个观点就其结论而言是正确的，但是曼德尔并没有充分地揭示这种相对独立性的来源。在他那里，这种独立性仅仅取决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化的发展程度。42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唯意志论的色彩。第三种观点则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西尔弗为代表，她曾利用媒体的新闻报道，勾勒出一条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阶级斗争波动的曲线(图2)，并提出了一个以产品生命周期为基础的理论假说，来解释这一波动。
在西尔弗的著作中，纺织业和汽车业这两个大型工业综合体的生命周期，被分别作为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待。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西尔弗提出，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并不只是由经济变量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反抗这样的社会变量也是形成生命周期的核心因素。在创新阶段，企业取得的超额利润可为劳资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提供有利条件。进入成熟阶段后，劳资之间的冲突迅速攀升。在该阶段的晚期，资本迫于工人的斗争性和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较以往更加依赖于“空间修复”(即将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外围国家或地区)、“技术修复”(提高生产率)和“产品修复”(即在工人的谈判力较弱、竞争压力不太大的新部门或新产品线进行投资)，以维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这样做的结果将削减核心区域劳动力的规模，弱化工人的谈判能力，同时也使工人的反抗趋于衰落。在采取“产品修复”战略的场合，旧的产品周期(纺织业)和新的产品周期(汽车业)将出现重叠，即当前者进入成熟阶段晚期时，后者进入创新阶段;前者进入标准化阶段时，后者进入自身的成熟阶段。工人反抗在前一情形下趋于式微，在后一情形下又有蔓延之势(见图3)。
在西尔弗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涨落是由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所决定的。用她的话来说：“全世界工人反抗的整体发展是嵌入在产品周期的兴起和衰落，以及相应的工人谈判权力的大小及其性质的转变之中的。”43在此意义上，阶级斗争不仅被内生化了，而且带有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西尔弗的这种观点与曼德尔恰好相反。但是，这两种初看起来有云泥之别的观点，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共同的缺陷。两者都倾向于孤立地看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技术的生命周期(西尔弗)，或阶级意识发展的程度(曼德尔)，而是为各种制度形式所中介的;这些制度形式——借助于SSA学派或调节学派的观点——涵盖了国家与国家、政府与经济、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的关系等多种维度。在西尔弗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发展还遵循着如下路径——不管资本来到何处，都将在那里造就类似的工人阶级和类似的阶级冲突。在这里，上述制度形式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所起的中介作用就完全消失了。一位批评者最近就特地指出，西尔弗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韩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却不能解释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工运的低迷。类似的，这个理论也很难解释90年代以后中国工运的发展。西尔弗在其著作中热切地期盼，随着全球汽车业资本大量转移到中国，中国的罢工也将出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高涨。这个具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的预言，完全忽略了特定的国家形式在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44
上述有关阶级斗争的三种观点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一方面，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和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的确赋予阶级斗争以某种半内生性。另一方面，各种制度形式的中介作用又使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发展成为半独立变量，反过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