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本文着力探讨的几种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中所起的作用。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对于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新熊彼特派的佩蕾丝则专注于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革命在其传播中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这几种理论对于发展资本主义阶段的制度分析均有其贡献，但也难免于各自的局限。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从其性质和功能上看，制度及其变革并不总是为着适应技术的需要，也不总是为着促进持续而快速的积累，它还服务于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要将上述三个维度统一起来，即在保持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的前提下，实现足够高的创新速度和足够高的积累率，就像二战后出现的“黄金年代”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似乎还是例外。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崛起昭示我们，特定的制度形式在这三个维度上的作用往往是相矛盾的。而且，如果特定的制度形式(如新自由主义)为了巩固阶级统治，通过恢复利润率而牺牲积累和增长，最终也将通过危机的爆发加剧该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现代资本主义从战后黄金年代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嬗变，在许多不同的侧面彰显出阶级力量均势和阶级妥协对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只有将制度变革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统一和协调起来，发展的巨潮才是真正可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