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鲍德里亚通过对马克思拜物教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等理论分析后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揭示的人对实体物的迷恋，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不仅无法实现对拜物教的颠覆，最终还会陷入到资本逻辑的普遍化之中。事实上，鲍德里亚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严重误识，其根源在于非历史性的社会学方法。这一方法不仅使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还导致了在消解拜物教问题上走向了不可能的绝望之路。
关键词: 拜物教; 政治经济学批判;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 象征交换
鲍德里亚的符码拜物教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面对的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拜物教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早年的《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从对“物”体系的功能化批判进展到对“符码体系”的符号学分析。进而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彻底地在反驳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指拜物教”，全面展开了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可以说，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产之镜》为起点，鲍德里亚已经逐步与马克思思想决裂，并将批判矛头直指其理论内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此而言，梳理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不仅有利于厘清马克思本人拜物教理论的准确含义，同时也有助于在现时代凸显科学的拜物教批判话语、揭示新时期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实质。
一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借助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以及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观念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社会勾勒出来，以此来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及其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鲍德里亚对拜物教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批判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阐明：
1. 马克思所谓的拜物教不过是“一种富有魔力的思想”①
一方面，鲍德里亚指出: “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被神秘化了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②，而这种“心理学”意义上“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模式，“除了揭示出一种崇拜交换价值的‘错误意识’之外，还能揭示什么呢? ……所有那些预设的存在———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异化的物之‘本真’的、客观的存在———是使用价值吗?”这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实质只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对“异化”了的“错误意识”的揭示，而这种“异化”的对立面，即“本真的”的存在就是使用价值。所以，鲍德里亚才说，“通过将所有的‘拜物教’问题归结为某种‘错误意识’，即上层建筑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消除了拜物教能够分析的真实的意识形态的劳动过程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种分析模式还隐蔽地“扩张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由此也扩张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自身的发展。”③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引用了德•博兹关于拜物教的定义，“对某种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可以称之为物恋……正因如此，我将其称之为拜物教”④。就此而言，他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只是一种“物恋”，是一种对于实体性的“物”的迷恋，而这种拜物教已经明显过时了，因为“对于消费理论中的拜物教徒、市场的策划者们以及消费者们来说，物在任何地方都是作为某种力量( 幸福、健康、安全、荣誉等等) 的承载而被给予和接受的。这种魔力的载体散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最初与我们打交道的其实是符号: 一种被一般化了的符号的符码，一种完全任意的差异的符码，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内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现其自身的迷人魅力”⑤。这才是消费社会中人们真正崇拜之物，即一种符号的符码，而非这种符码的物质载体或物本身的使用价值。由此，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种所指的拜物教，或者一种实体与价值的拜物教……我们将发现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的乃是能指的拜物教。”在他看来，拜物教所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并不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仅仅存在于上层建筑的异化了的意识之中，而是渗透于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⑥，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仅仅是用一种富有魔力的所指代替了真正作为意识形态的能指操控。
2.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隐匿着一种“使用价值拜物教”
鲍德里亚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拜物教理论过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未能揭示和批判使用价值的“拜物教性质”，从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神话”。首先，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将具体的使用价值与抽象的交换价值对立起来，通过前者的解放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价值并没有卷入到交换价值的特殊逻辑，即等同逻辑之中”，进而“使用价值包含了超越市场经济、货币以及交换价值而获得重生的期许”。由此，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只是针对交换价值的批判理论，使用价值并不处在拜物教的场所之中。而实际上“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同交换价值一样处于等价逻辑之中。于是，他说，存在“两种拜物教，使用价值拜物教和交换价值拜物教共同组成了商品拜物教”⑦。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使用价值拜物教”不但与“交换价值拜物教”成为同类，“而且还极具深度，并且相当完美地表达了后者”⑧。这是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假设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并将这种使用价值永恒化和本体化，以此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交换价值的批判和超越。但实际上，马克思尚处于“人类学幻象”的形而上学之中，这种根植于“人类学”之中、根植于一个“自然化”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恰恰是由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构建出来的，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实现并为后者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提供了“自然化”、“普遍化”的保障。因而，鲍德里亚得出结论，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马克思尽管批判和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但仍旧陷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最终，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他认为唯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揭示消费社会的“符码的狡计”。
3. 象征交换: 摆脱符码拜物教的唯一方法
那么，如何摆脱使用价值拜物教、符码拜物教的统治呢? 在莫斯的礼物的“象征交换”和巴塔耶的非功用性的“耗费”中，鲍德里亚找到了答案。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就已经展开了对物的功能—有用性的批判。他提到，“许多物品都在他们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离，是依他人的需要，使它们共存在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⑨，物不再是单指性的“物—功能”模式，不再具有确定的意义，它可以指向任何的功能和意义。在《消费社会》中，他进一步指出“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瑏瑠，生活的最大财富不是物而是象征性的社会关系。其实质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功能—有用性体系，反对物具有“对主体的直接有用性”。
而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则正式提出象征交换，从而根本上反对“有用性的”使用价值、“等价性”的经济交换价值和“差异性”的符号/价值。可以说，象征交换正是鲍德里亚拜物教批判中本真性的逻辑预设，它与全部的价值交换体系、符号体系是“一种彻底的分裂( 它预设了一种绝对的超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在该书结尾处所说的话就不难理解了: “在象征性交换中，物或者它所有的价值都归于无”，也就是去除所有物对于我们的有用性或价值，“由此，只有那些通过持续的交互性交换来设定其意义才能逃离交换价值，而这种交互性交换只存在于礼物及其回馈之中，在开放的不定性关系之中，而不是在最终的价值关系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具有经济效用的价值关系，而是复归于非功用的、无序的、本真的象征交换关系。由此可见，唯有象征关系才能真正终结符号政治经济学、符码拜物教。
二
从上文可见，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批判涵盖了拜物教概念本身、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以及拜物教的消解途径三个方面。这些批判表明我们应该“完全放弃”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唯有符码拜物教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和象征交换理论才能直面当下消费社会中的符码操控。但事实上，结合鲍德里亚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视域，这种对马克思的“深刻”批判实质上只是简单化、非历史性的，尚未进入到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的方法论视域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存在着一定的误识。
1. 鲍德里亚并未认识到马克思拜物教理论中观念形式与物质形式的统一
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时，一方面指认这种拜物教概念只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屈从，因而这种拜物教也就仅仅是一种异化了的意识; 另一方面认为拜物教还只是对实体性的物的崇拜，是一种对物本身的使用价值的“物恋”。为了厘清马克思拜物教概念的真实含义，我们需要对马克思在观念形式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力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从意识形态、观念形式出发的唯心史观。他指出，“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因为，“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这些实体、主体等“词句”只是鲍威尔等人主观构造的虚假观念，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才会产生的，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终将被工人阶级揭穿。然而，1848 年的欧洲大革命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并未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那样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代言人，而是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词句”的影响并陷入了经济拜物教之中。所以，马克思认识到，仅仅站在一般的物质生产层面上理解和批判意识形态、观念拜物教是不够的，这种分析只是简单论及了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即只是笼统地指认出拜物教观念是对现实存在的虚假反映。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深入到具体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分析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即物化的社会关系、价值形式，从而彻底地揭示拜物教观念的根源及其消除途径。真正深入研究拜物教的物质形式，进而从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两方面分析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正是说明了这种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即物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而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在这种颠倒的物质关系基础上指出: “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十分清楚，拜物教观念正是这种颠倒了的、物化社会关系的观念映现。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拜物教”: 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是价值的“必然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必然要采取物的表现形式，而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就“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有的拜物教性质对于“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马克思这一思想清晰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拜物教的客观存在。
此可见，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根本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简单的观念上的、心理意义上的观念批判，其实质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颠倒的物化社会关系的指认，这种物化社会关系正是拜物教的物质形式，而拜物教观念只是对这种客观颠倒关系的主观映现。同时，马克思的“拜物教”中的“物”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言说，不是实体性的物，而是被物的外壳所遮蔽的现实社会关系。鲍德里亚所指认的马克思对实体性的“物”的迷恋，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关系”误识为“物”的拜物教批判。由于鲍德里亚未能理解在马克思拜物教理论中相统一的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他对马克思拜物教主观化和实体化的指责根本是无的放矢。
2.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使用价值及价值的自然化、非历史性的诠释
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使用价值具有独立于交换价值体系的解放意义，然而马克思并未认识到使用价值也同交换价值一样是一种抽象，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严重误读。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从来都不是独立于交换价值的，这两者正是构成商品价值结构的有机要素，因而使用价值不可能在与交换价值对立的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其次，“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有用性”并不是单纯地指认物质内容，而是包含了规定这种有用性的特定的社会形式。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形式规定是交换价值。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 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满足人们需要的具有自然特性的使用价值并不是马克思所要探讨的“内容”，马克思所要凸显的是处于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在怎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和经济的形式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才是马克思所要揭示的问题。所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自然化的人类学概念，鲍德里亚根本上还没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的言说语境中。
所以，更进一步说，由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形式，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了生产的最终目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生产的; 另一方面，承载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却还是使用价值中的有用性。因此，使用价值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同时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建构出来的。马克思反对的正是非历史的、自然化的、“存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实际上只是重现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分析思路，而他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自然化理解显然是因为他忽视了该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中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规定。
3. 鲍德里亚无法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解构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从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的统一出发，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现实存在和根源。而且，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观念拜物教统治，马克思并没有像其后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鲍德里亚那样，陷入到革命的不可能性和绝望之中，而是明确指明了消除拜物教的现实路径。
从历史发展的本质来说，拜物教观念本身就是产生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中，即特殊的资本主义阶段，“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也就是说，随着“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充分暴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必将为彻底消除颠倒的拜物教物质形式，进而颠覆错乱的拜物教观念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
同时，从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来说，资本的发展也会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随着危机的爆发，工人会逐步从思想上认识到资本的限制，力图超越这种限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式”，这种“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从而，使得工人彻底摆脱观念拜物教的束缚，担负起革命主体的历史使命。最终，“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能彻底克服拜物教现象。
与之相比，鲍德里亚针对符码拜物教的批判所提出的“象征交换”就只能是对应于原始社会的浪漫主义的情感寄托了，只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历史的批判。尚未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中的鲍德里亚，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从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中实现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和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的内里性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