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误识有其深层的方法论根源。此时，真正支撑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进行颠覆性批判的方法论基础，不仅包括索绪尔和巴特的符号学方法，更根本的是莫斯和巴塔耶的象征交换与非生产性耗费理论。莫斯通过对太平洋岛屿原始部落的实地考察，发现原始社会的经济是以互惠性的象征交换仪式为中心，是一种相互回应又具有文化意义的交流活动。他认为，这种不同于当今社会的非功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礼物交换关系才是社会生活的“最佳管理方法”。他希望人们能从现今的功利性的价值交换中重新回归到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关系中去。不同于莫斯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论指引，巴塔耶更直截了当地从反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提出了非生产性的耗费理论。他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占主导的是耗费的思想，这种思想没有任何理性的计算意谓，是一种给予的经济，以此来反对现今理性的、物化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在莫斯和巴塔耶象征交换思想的影响下，鲍德里亚构筑了他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的方法论视域，然而这种方法论视域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1. 鲍德里亚拘泥于非历史性的社会学方法，陷入了抽象历史决定论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专门针对性地列出了四个“认识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之镜”，即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病根。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被超历史化了: 通过放大自己而普遍化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辩证法必须辩证地超越并且废除自身。通过将生产概念和生方式激进化，马克思实现了同交换价值的社会神秘化的断裂。自从历史概念自我放大后，这个概念就获得了全部战略性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个概念，马克思打破了政治经济学虚幻的普遍性。”可见，鲍德里亚还是肯定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历史阶段性的说明和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性的证伪。但这只是先扬后抑的开始，鲍德里亚继续说道，“但是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当历史概念成为一个普遍的解释原则时，它也失去了优势地位。在将自身普遍化时，他消除了自身的‘差异’，退化为支配性的符码( 普遍性) 形式，退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策略……当这些概念被普遍化时，它们就不再是分析的，意义的宗教就会产生。”鲍德里亚的意思是指，马克思以历史性、辩证法的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自身的必然消亡，但问题是马克思将这种对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性及历史概念的说明本身做了非历史的泛化、普遍化，重新坠入了他所要批判的普遍化之中。尤其是用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历史观念来诠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社会，这是鲍德里亚所不能容忍的，“在原始社会，既不存在生产方式，也不存在生产，同样没有辩证法和无意识。这些概念只能分析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这个社会被政治经济学所统治。因此，这些概念只是一种飞去来器的价值。”
事实上，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早期人类社会的人们“既不是历史的生活，也不是在生产方式中生活”，但是由此推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非历史性的泛化，这就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极大误解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面对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马克思就指出，人类历史性生存的第一步是要活下来，“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实际上是在说明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人类为了生存下来，首先就要生产出满足吃喝穿住的物质条件，人们只有能够生活后才开始创造历史。所以，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性存在的真正的基始和现实出发点，这也正是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科学地区分了作为一般的物质生产和特定历史情境的物质生产。一般物质生产是任何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物质生产发展至商品经济时代就表现为现代经济活动，这种由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和关系总体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这正是对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物质生产的特定历史情境的指认。那么，一般物质生产意义上，原始人类尽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活，但他们也要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以为自身的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生产可以不是主导性的，但一定是作为基础性存在，因为它是人类得以存活下来的维持生命的条件。
马克思正是在这种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中提出的拜物教理论。拜物教并不是一种一般性的主观的“虚假意识”，而是产生于具体的、属于历史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即物化的社会关系中的观念存在。拜物教这种物质形式决定了其采取的观念形式，生产当事人所面对的拜物教观念又进一步巩固或掩盖了拜物教物质形式的剥削本质。并且，正是由于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因而它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在矛盾的凸显而实现拜物教物质形式的解构，进而摆脱观念拜物教的束缚。
由于鲍德里亚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物质生产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区分，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使用价值、物质生产的历史性，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也就误识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效应。由此，鲍德里亚的“历史之镜”，才真正是一个需要被打破的镜像。就以莫斯为例，如果仅仅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做描述性的社会现象说明，可以说莫斯的象征交换理论是有重要价值的，但莫斯错就错在将这种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经验说明做了本质性的定位和超历史的阐发。一旦离开了具体的人类学研究领域，莫斯的社会批判话语将必定是唯心主义且无现实意义的。由此观之，鲍德里亚的以象征交换理论为内核的社会学方法才真正是做了普遍化的、非历史的运用。
2. 鲍德里亚的社会学方法夸大了符号、文化的主导作用，走向了“唯心主义”
可以说，鲍德里亚极为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认识到资本在当下的支配结构已经演变为符码控制，符号在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生活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因而，面对“一个符号统治的社会”的时候，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批判应该从“符号”入手，并指认符码拜物教已经成为当下消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鲍德里亚过分强调了这种社会发展新趋向的“非连续性”，从而在阶段性的文化主导与一般性的物质基础之间失去了平衡。
首先，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视为完全异质于“生产社会”的全新社会形态。他认为，“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而消费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符号操控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由此，鲍德里亚完全放弃了生产的分析维度，忽视物质生产在全部社会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但问题是，这种消费社会难道是从天而降的吗? 消费社会的“丰盛”不正是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并立足于这一基础的吗? 其次，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已经从传统的物质属性转向文化属性，即符号价值。人们在购买商品时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其物质有用性和物质需求意义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关注其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价值，即商品所体现的差异性社会地位和身份。但是，鲍德里亚却将使用价值的符号化这一趋势极端化，而相对忽视了作为符号价值承载物的商品本身。即便在消费社会中符号价值凸显，作为文化性存在的符号价值依旧要通过物质性的载体来实现。
最后，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批判应该从崇拜物本身物质特性的“所指”走向迷恋符码体系的“能指”。如前文所述，尽管鲍德里亚洞悉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文化和符号意义，但是由于他对马克思拜物教的主观化、实体化的误识以及对于物质生产基础性地位的忽视，因而在面对文化、符号等权力的普遍性操控时，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从政治经济学模式本身出发对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内里颠覆的现实可能性。由此，鲍德里亚最终走向了以非价值的、无序的和本真的象征关系为逻辑预设的文化批判: “在当下的情景中，‘否定性的反应’就等同于对于革命的激进要求，这一革命不是解放物以及它的价值，而是解放交换关系自身，在被今天价值的恐怖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形下恢复一种言说的交互性”瑑瑣而实际上，这种立场只是在承认现实的拜物教观念的基础上的绝望的、无效的反抗，并最终走向了对反抗的绝望。由此，脱离了现实物质生产基础的“符码拜物教”的解放途径终究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幻想。
总之，鲍德里亚并未认清文化主导与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差异性逻辑”、“符号关系”和“符号拜物教”等，仅仅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现象，不能由此就从这种经验现象出发，将符号颠倒地指认为一般的社会基础性存在，从而否定了真正的基础性的社会存在———物质生产。这种主导性现象与基础性本质的错置，根本上只能导致他将消解拜物教现实道路堵死和幻想般符号社会“暴死”的出现，最终必然走向符号、文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由此可见，尽管面对鲍德里亚所生活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媒介时代的信息轰炸以及象征性的符号控制等等新的历史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本质性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因此改变或者消除，资本的逻辑依旧是占统治地位。而且，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新时期“消费社会”中涌现的拜物教现象的矛盾本质，进而超越这种历史阶段性。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依然无法摆脱其本质性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那么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揭示资本拜物教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不应该因为历史表象的改变而遭到抛弃。
注释：
①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7 页。
②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4 页。
③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6 页。
④德•博兹: 《物恋崇拜的仪式》，转引自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5 页。
⑤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8 页。
⑥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9 页。
⑦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24 - 125 页。
⑧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30 页。
⑨鲍德里亚: 《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 页。
作者简介: 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蒙，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