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市场转型理论
如果说前面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模式提出来的话, 那么, 在发展社会学中所蕴含的社会建设思想就更多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和迈向市场转型的国家。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理论流派, 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 另一个则是主要针对上个世纪 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1950 年,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 1952 年创办了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就是现代化理论的肇始。[11](P45～61)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 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 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两分法。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因此, 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第二, 社会发展的内因论。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 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 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第三, 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 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他们认为,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现代的价值系统等。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与整个 60 年代。但从 60 年代末开始, 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 首先是集中在“传统—现代”两分法上,此外, 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 人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批评。由此, 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早期, 发展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 从 80 年代开始, 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东亚的发展经验。发展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所构成。60 年代中期, 主要由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阿明) 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依附理论。[12]依附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是: 第一, 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 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 第二, 在许多情况下, 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 他们认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像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而是处于同一阶段, 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 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 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替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13]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 第一, 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 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第二, 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 而是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第三,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 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 在沃勒斯坦看来, 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 实现自己的升级。而发生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 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转型的研究主题中,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在西方学者对转型早期的研究中, 表明了市场化改革具有一种明显的“平等化效应”, 即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受益者主要是在转型开始时处于不太有利的地位的那些人。他们认为, 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 这个阶级是由新人构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结构的顶端, 实现了人员的根本更替。因而, 至少是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 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是有所下降的。但在进入改革中后期的时候, 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急剧扩大。为了解释这个矛盾, 美国学者罗纳—塔斯提出一个区分, 即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14](P40～69)在罗纳—塔斯看来, 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 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 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 它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在侵蚀阶段上, 国家仍然是将私营部门看作是敌对的,只不过是有所让步, 承认它的临时存在的必要性。向市场转型则开始于国家对致力于合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明确承诺, 标志是保护产权、对私营部门不另眼看待。罗纳—塔斯认为, 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 即侵蚀时期; 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 即实际的转型过程。转型理论对转型时期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孕育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在此之前, 对于社会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是来自两个传统。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不平等是根植于市场机制中。市场中的竞争, 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 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 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场力图用再分配来解决市场不平等问题的巨大社会实验。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 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因为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介入, 会从根本上破坏公平。相反, 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而转型理论则提出了第三种解释, 即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15]这个理论认为,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 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他们认为, 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的经济整合机制, 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 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的制度中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苏东特别是中欧的市场转型的研究, 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群体或理论学派, 有人将其称之为布达佩斯学派, 代表人物包括撒列尼和斯达克等。[16]概括地说, 布达佩斯学派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 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 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 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 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 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 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 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 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 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 在这些社会中, 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五、现代社会冲突理论中的安全阀机制
除了以上的宏大社会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建设思想之外, 在国外现代社会学中还有一个较小的理论流派与社会建设的思想密切相关。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 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同时, 社会和谐本身是“常态”, 还是“非常态”, 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西方社会学理论, 逐渐演化为结构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两种不同的范式, 并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成果。结构功能理论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 认为社会结构每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假设社会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 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秩序, 很难发生整体的变迁。[17]而传统冲突学派恰恰看到了社会不协调的一面, 它认为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 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 是社会变迁的来源。[18]而现代冲突理论融合了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的一些基本观点, 是对两者的同时批判和继承。[19]现冲突理论在坚持不和谐是社会的固有特征的理论基础上, 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 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 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它在承认社会冲突的普遍性的同时, 将社会和谐作为研究落脚点, 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是社会变迁的动力。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激烈的社会动荡酝酿爆发力, 良性、持续的政治发展才能为社会与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等人提出的“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理论的重要成果。[20]科塞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 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 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 社会诉求得以回应, 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因此, 冲突自身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安全阀”这个概念正是来描述为社会不满提供释放途径的合法冲突机制。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 通过允许自由表达而防止敌意倾向的堵塞和积累。另外“,安全阀”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转移矛盾的焦点, 避免矛盾的积累, 避免对体制的冲击和整体不和谐。出现社会冲突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现代冲突理论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不要轻易掩盖矛盾, 不要强压种种细小的冲突, 而是要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萍之末时, 早觉察, 发预警; 当社会冲突发生以后, 要有适当的安全阀机制让人们可以表达甚至发泄情绪, 要有适当的中间组织充当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 从而起到减轻冲突影响、避免冲突力量积累起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