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陈云在领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有胆识、有创见的思想和作法。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突破封锁，陈云领导对外贸易工作千方百计利用比较优势，运用市场规则，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力主劳务出口，并及时将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为国家赢得工业化建设的宝贵外汇与设备、技术。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陈云基于对国内外新形势的认识，将外贸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指出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实践表明：获取比较优势是商品出口的基本条件;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商品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是可能并需要相互转化的;比较优势的取得，不仅有直接生产成本的作用，还有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甚至代际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需要“核心竞争力”，即自主研发的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等。而“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平台是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
关键词：陈云 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开拓和形成了世界市场。从此，哪个国家和地区兴旺发达，必然与国际交往相联系;反之，封闭必然导致国家的衰退和落后。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并非关起门来搞建设。但是正当中国人民决心以独立自主的地位、平等互利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却遭到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为了突破封锁，陈云领导对外贸易工作千方百计获取相对比较优势，为国家赢得工业化建设的宝贵外汇与设备、技术。时至今日，新中国建立初期所遭遇的封锁、扼制、冷战，那一页历史已被翻过。但是历史的记载不会消失。其中的教益还会给人以启迪。
在经济学中，比较优势说明了在一方具有较低成本优势下贸易为何能使双方受益。20世纪80-90年代原本说明贸易的理论一度用来指责俦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是，这种说法未解释比较优势和劣势的相对性及其相互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试从对外贸易的角度说明陈云是如何运用比较优势的。
一、 新中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比较优势”是外贸的基础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陈云在 1949年 8 月上海财经会议上，就针对西方的封锁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出，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0年1月他与薄一波作为中财委正副主任向中共中央提出1950年对外贸易初步计划，认为通过努力可能使国家掌握4.7亿美元，其中3.6亿通过贸易出口获取。出口产品中大豆占第一位，值九千余万美元;油脂占第二位，约值五千万美元;猪鬃占第三位，约值四千万美元;余下为煤炭、蛋品、皮毛、特种矿砂、茶叶、丝绸、山货。[②]在收购农副产品过程中，由于人民政府予以合理价格，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从1950年起，由于非必需的外国商品停止进口，国内的农副产品在保护农民的原则下最大限度的出口，结束了中国百年来外贸入超与外汇负债的时代。[③] 195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值不仅超过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任何一年，而且实现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出超。[④]
当时出口的产品中，只有丝绸、皮毛、锑砂赔钱，其他大部能赚钱，比较利益是考虑到的。对于少部分赚钱商品，陈云说，赔钱的也要出口，由贸易公司相互抑制。农产品是老百姓的血汗，这些东西出口以后，必须换回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使对外贸易有利于我们将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⑤]这是一种弱国图强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无奈，目的在于未来长远的比较优势。陈云说。“为什么要赔钱呢?因为出口货物的价格决定于国外市场，而不决定于国内的生产成本。”[⑥]
二、 “打开门要找规律”，及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陈云十分重视研究对外贸易的规律。他说：“打开门要找规律”，[⑦] 在对外贸易中要遵守规则、建立信用、知己知彼、灵活操作、提高效益。其中，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米胶贸易是典型案例。
(一) 知己知彼，利用市场规则，防止低价卖出、高价买进
20世纪50年代，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共同任务。1950年，中国政府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建立了双边贸易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大量囤购橡胶等军用物资，引起了世界橡胶市场的混乱。1951年4月，美国强迫马来亚停止对中国出口橡胶;接着，又同泰国，印度尼西亚订立垄断橡胶协定。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业。1951年，由于美国囤积橡胶过多，又限制国内民用胶的消费量，减少了从产胶国的进口，致使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降，主要产胶国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遭受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联邦中最小的一个国家一锡兰[⑧]，成为我国在西方对华“禁运”链条上的东南亚突破口。
锡兰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当时锡兰每年需输入40万吨大米，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偿付米价.美国的“禁运”政策使橡胶价格由1950年12月份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1951年9月的O.245美元，导致锡兰胶业濒于破产，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同时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面对锡兰的困难，中国驻缅甸大使及时向锡兰透露可供应大米的信息。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顾美国的“禁运”指令和压力，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以换取急需的大米。1952年9月17日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沈纳努亚克率团来华谈判。中国对外贸易部受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在谈判中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经政府批准，给予适当价格优惠。10月4日两国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中锡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1953年一1957年，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交换5万吨橡胶。此后中锡贸易有了很大发展。
在这场交易中，陈云仔细计算和处理了米价、胶价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1952年10月，锡兰政府提出进口中国的大米由20万吨提高到30万吨。陈云对此指出，按照中锡协定规定，每年出口锡兰的大米按协定价格售出，但中国采购的橡胶是由商人经营，锡兰政府只能给出口证，中国卖大米所得的锡兰卢比，只能在锡兰自由市场上购胶。这样一来，橡胶商人可以随时抬高胶价。虽然锡兰个别商人是无组织的，但锡兰政府或其大资本家组成的私人公司可能收购橡胶，继续抬价。因为橡胶价格涨跌，锡兰政府在换米合同上没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轻易允许增加出口10万吨大米，可能进一步促使胶商抬价。因此，陈云建议如果可能增加10万吨米的出口，不如向印尼售出，换印尼胶。也就是说，进口橡胶的渠道越多，越有可能阻止胶价上涨。这正是尊重国际贸易市场规则，灵活处理对外交易的作法。[⑨]
(二)及时将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
新中国的机床制造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通过引进国外机床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陈云及时将以往的比较劣势产品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1955年9月，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9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埃贸易协定问题时提出：我们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我们的工业品虽然基础差，产量少，商品比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吃的是面包、黄油，我们吃的是青菜、萝卜、窝窝头，我们的成本要低一些。出口一些工业品，仅从经济上来说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换回些外汇。外汇光靠猪鬃等农产品的出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可以有税收，有利润。除了这两条外，还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就是棉花少了纺织厂要停工，停工要照付工资75%，花了钱还影响不好。我们出口一些工业品，比如机器等，能够进口一些原料来维持生产，比如进口棉花维持我们纺织厂的生产，然后再将纱布出口。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肯定了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关于出口的东西要讲信用，规格、质量要好的意见。他指出，出口的机器是要搞得精密些，需要有个商品检验机构。[⑩]
根据上述思想，外贸部制订了相关政策。1956年中国开始向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出口机床，当年出口了49台，金额为6.1万美元。由于中国的机床具有价廉、耐用、操作方便的特点，很快打开了销路。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在香港等市场上创出了“西湖”牌台钻、明精牌车床等名牌产品，为扩大对港澳、东南亚地区出口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国机床制造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床出口有了长足的进展。1981年7月20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工贸结合形式出口了第一艘远洋船，1991年交船十周年之际，陈云题词： “ 大力发展造船工业。”[11]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是我国工业化战略产生的比较劣势变为比较优势的一个例证。[12]
陈云对于一些国营商业的官商作风给予严肃批评。1961年他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他严肃批评国营商店的官商作风：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13]
(三)出口要看进口，要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封锁升级，对外贸易的难度加大。陈云指出：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国家来往少了，我们可以转口，转向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采用易货方式，把物资收购起来放着，又坏不了，等到有差价时，自然就有商人来了。美国现在已有了两个让步，一是它不能不要猪鬃，二是我们现在可以自香港进口，美国的商人也不都是那样“爱美国”，遵守封锁指令的。我们的步子要稳，经常要有六七千万美金在手里，说动就动。出口要根据进口情况决定，我们出口什么时，要先看拿什么东西进来，进口多了，出口才多，这样就稳当了。[14]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对我国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其中既有易货贸易，也有外汇交易。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重大项目实施，陈云和苏联的账是算得很精的。1952年，当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协议尚未签约时，他指出，在未得苏方答复以前，五年建设的规模虽还不能确定，但我国五年的对苏出口计划不应变更，因为对苏出口是外汇的基本的最大的来源。即令基建减少而外汇需要量减少时，亦应减少贷款而不应减少出口。只要出口计划不变，而苏方又能接受我们出口物资的全部数量，则今后五年我国的外汇情况便可处于主动地位。零星设备及器材订货，宁多勿少，多了可由国家储备。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15]
为了解决内外交流中的市场运作和货币问题，陈云于1951年对上海提出要求：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要在一年内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现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反映钞票少了，上海等大城市反映钞票太多了。我们摸不到其中的规律，不知道一元票子运到农村去几时可到上海，可收回多少，外面还留下多少。要是能摸到这条规律，觉就可以睡安稳了。因为钞票放得少了，农村就不成;放得多了，大城市又受不了。现在，我们对此是盲目的。今年内要摸到这条规律，要把盲目的上海变成自觉的上海。[16]1973年，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外贸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他的这个想法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价格与货币发行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他指出，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由于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货币还有周转次数)。35美元一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货币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根据我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1：8。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这在货币市场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他预言：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的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1944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美元很吃香，好像我们现在的“全国通用粮票”一样。看来，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17] 他的这番话反映了他对规律的探索在深入，其中一部分已被世界金融体系的历史进程所验证，一部分体现了他注重实体经济的一贯思想，对当下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