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力主劳务出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两桩事态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市场，这就为中国从西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机遇。1971-1973年，国家计委经过反复修改，制定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了制订实施“四三方案”的领导。这一方案引进技术和设备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对外贸易。1970—1973年，我国的外贸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l970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l973年即翻番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中，土特产、手工艺品占据重要地位。
(一) 促进抽纱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
由于我国资金短缺，收入水平低, 劳动力价格便宜,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所以用劳动代替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陈云十分重视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如抽纱是刺绣工艺品。我国农民利用空余时间在家中手工生产，成本低、质量高，在国际市场上有卖点。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时特别就出口抽纱工艺品指出，抽纱的生产和出口，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国家可以拿到外汇，老百姓可以增加收入。一个月有几元钱的现钱收入，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件大事。[18]从1972年开始，我国陆续恢复了工艺美术品和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并实行国家投放资金和给予优惠贷款等扶持措施。
为了抽纱出口，陈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具体分析了抽纱出口的办法。他从市场、产品档次、销售策略、价格、利用中间商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具体意见。他指出，抽纱是实用工艺品，也就是非生活必需品。价格适当与否是销售中的一个大问题。现在90%以上是销售到我们贸易有逆差、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对我们非常有利。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场;要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中低档货有大量的消费者;手绣和机绣的发展应该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做买卖总是以较低的价格打开销路，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站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选择客户、选择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陈云特别举了一个意大利客户由兼销变为主要经销抽纱和汉堡转口的例子，说明外国中间商以及港商在开拓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口商品价格要服从以下原则：要有利于长期扩大销售，要变被动为主动。降价以后，对某些已经买我们货的中间商可以有某些补贴，补贴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新销售地区的价格，可以不受老销售地区价格的束缚，等等。[19]
陈云还指出，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自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不这样做就是傻瓜。
1970—197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持续走高，从1973年起，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09.8亿美元，是1969年的2.7倍。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也持续走高。1973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58.2，是1969年的2.7倍。[20]
(二)“劳务出口”应当大搞
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充裕，劳动力素质较好，成本较低，在世界劳务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力主劳务出口。1982年他从以往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受到启发，认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劳务出口”应当大搞。要求中央财经小组商议决策。[21] 此后我国劳务出口迅速发展。根据商务部2009年的统计，每年被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或东欧雇用的中国建筑工人即达50万人。21世纪以来，中国成长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很多劳动力在计算机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中国知识型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平均IT劳务成本比印度低三至四成。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发展起服务外包产业。中国成为许多跨国大公司拓展外包业务的首选地。
(三)建立与发展出口商品基地
1954年，华南外贸分局就关于扩大对港澳出口的货源组织问题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构想。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进口粮食，周恩来、李先念先后提出扩大“以进养出”以增加外汇的办法。1961年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那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从1961年开始，外贸部扩大了1957年以来实行的“以进养出”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即增加近50%。[22]经过艰辛的努力，为进口粮食提供了必要的外汇支持。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与完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新的组合形式——出口生产体系得以逐步取代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而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形式。[23] 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从“七五”计划开始，建立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主要是引进新品种，改善基础设施;实施“星火计划”，支持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设计100类成套技术装备、建立500个示范企业，取得实用成果后向全国推广，大批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91年8月28日 陈云为外贸部举办的出口商品基地产品展览会题词： “ 搞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提高出口商品竞争能力。”[24]
四、关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外贸体制
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美苏为基轴的两极体系演变为东北西南关系交错、两极与多元并存的多层次的网状体系。资本主义世界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1972年4月，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陈云对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的前景作了三种估计：一是“走钢丝”;二是较大地放松通货，结果是较大地膨胀;三是较大幅度、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缩减工时，降低库存，引起新的资本投资。他认为第三种解决经济危机的“可能较大”。历史的发展证实了他对解决危机前景估计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74年10月，陈云撰写了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对经济危机的现状、特征、结果等问题作了分析和判断。[25]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陈云基于对国内外新形势的认识，将外贸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支持改革外贸体制。1984年8月，对外经济贸易部草拟了逐步改革外贸体制的方案。其要点为：政企分开，经贸部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外贸企业，各类外贸企业在国家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进出口实行代理制，盈亏均由使用和生产部门负责，解决吃“大锅饭”问题;产销直接挂钩，实现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陈云阅后当月答复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送来的改革方案看过了，很好。可在实行中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26] 实践证明，这两条原则是在新时期发挥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搞好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五、小结
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在领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有胆识、有创见的思想和作法，[27] 对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发展战略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获取比较优势是商品出口的基本条件。陈云在外贸领域的这些思想与作法符合对外贸易的一般理论----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28]。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绝对比较优势，即由于资金短缺，收入水平低, 劳动力价格便宜,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的特点，用劳动代替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出口农副产品、抽纱、棉布、加工家具等，在条件许可时力主大搞劳务出口;并且发挥相对比较优势，不失时机地出口制造业产品。由于灵活运用比较优势，在遭受“封锁”“禁运”的不利条件下取得了新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一席之地，为中国工业化取得宝贵的外汇，得以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商品的绝对比较优势与绝对比较劣势、绝对比较优势与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劣势与相对比较劣势等等，其内容与结构不是绝对的，是可能并可以相互转化的。仅仅通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在制造业上的绝对比较劣势就开始转化为相对比较优势，车床等机器制造业产品开始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调整和改善;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加速了这种转化。陈云是领导与力促转化的杰出推手。
第三，比较优势的取得，不仅有生产成本的作用，还有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甚至代际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陈云所处的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本，以及制度上的保护贸易政策。[29]如在1950年12月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时，陈云就指出，“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是保护贸易政策，不让帝国主义打击我们的工业，以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0]1954年9月，在谈到内销服从外销的意义时，他又谈到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我国建设为工业化国家，对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态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开展对外贸易不能脱离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能以损害民生、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代价。陈云清楚，类似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大飞机的“比较优势”支撑不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切实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自主研发的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等。而“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平台是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中国之所以今天在航天领域还能够在世界领跑团队中有一席之地，就来源于这个基础。[31]
参考文献：
《陈云文选》(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云文集》(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陈云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一九七四年七月) ，《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迟爱萍：《两份珍贵的研究提纲》，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原载《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5期
[①]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 页。
[②] 《一九五○年对外贸易初步计划》，《陈云文集》第二卷，第69页。
[③] 《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1950年10月1日，《陈云文集》第二卷，第175页。
[④]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1951年7月1日，《陈云文集》第二卷第284-285页。
[⑤] 《在海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10月8日，《陈云文集》第二卷第8页。
[⑥]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52页。
[⑦] 《既做生意又懂政策》，1951年3月9日，《陈云文集》第二卷第224页。
[⑧] 今斯里兰卡。
[⑨] 《关于出口大米问题给周恩来的信》(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云文集》第二卷第430页。
[⑩] 《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陈云文集》第二卷第659页。
[11]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以其本身具有的优势(如在制造能力、技术和价格等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广泛的市场，并至少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比如首先在东亚地区)成为(或即将成为)制造业中心。这样，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就有可能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杠杆。
[13]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陈云文选》第三卷。
[14] 《既做生意又懂政策》(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陈云文集》第二卷。
[15] 《五年计划中的对苏贸易问题》(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陈云文集》第二卷。
[16] 《既做生意又懂政策》(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陈云文集》第二卷。
[17] 《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一九七三年五月五日)《陈云文集》第3卷。
[18] 《对抽纱出口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21页。
[19] 《对抽纱出口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21页。
[20]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21] 《“劳务出口”应当大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陈云文集》第三卷第576页。
[22]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1961年对外贸易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961年1月18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编：《有关财政、金融、贸易、粮食、轻工、纺织工作的中央文件汇编(1961年1月—3月)》。
[23] 李光和、苏盾：《改革开放前广东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
[24]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5] 《陈云关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一九七四年七月) ，《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迟爱萍：《两份珍贵的研究提纲》，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26]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问题给郑拓彬的信》(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云文集》第3卷。
[27]曲韵：《陈云对外经济思想与新中国对外贸易体系的建立》，载第一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6月。
[28]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或相对优势的理论从经济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一方拥有较低成本的优势下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相对优势以改进绝对优势理论的一些不足，20世纪30年代哈伯勒引入“机会成本”概念，将要素的使用与选择纳入，进一步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29] 杨青龙：《最美的经济学理论存在不足吗?--评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观》《经济学消息报》20100305第6版。
[30]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1] 参见林春：《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读书》2003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