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形势相对稳定，就业情况总体平稳，物价涨幅较为温和。
从供给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增速较快，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增长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
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速回落，出口回落幅度大于进口。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
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仍较为旺盛，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普遍现象。截至7月2日，全国2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6%。在国内货币流动性相对宽松、最低工资涨幅较大等因素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受国内产能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中趋降等因素影响，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和同比呈下跌趋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幅度达到2.2%。这说明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未能化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工业生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增长相对偏弱。
分析起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
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
四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作为经济景气状态的先行指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为4个月来最低水平。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48.3，也低于市场预期，并创9个月来新低。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
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约为2.2%左右，这比1月份世界银行的预测调低了0.2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6月2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8%。这一数字尽管高于前一季度的0.4%，但明显低于5月底估测的2.4%。欧元区仍然处于经济萎缩中。欧盟统计局6月份公布，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降0.2%和0.1%，同比分别下降1.1%和0.7%。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为负的0.6%，原来的预测是负的0.1%。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
在发展中国家里，世界银行预测，2013年11个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增长率可能为6.2%。但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三大金砖国家困难也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8%、4%、6.2%和2.5%分别下调至7.8%、3.7%、4.9%和1.5%。
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
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
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从统计数据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129.6亿元，同比增长7%；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812.5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
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
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家采取了强有力和大力度的政策调控，这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它有效刺激了内外需求，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规律的支配下，一旦刺激措施弱化或退出，经济增长率便向潜在增长率靠拢而趋于下降。这说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而政策调控只能是第二位的、或辅助性的。
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5月份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9项重点工作的部署，7月初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上海市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验方案，针对6月份金融领域出现的短期流动性恐慌，国务院领导强调解决资金问题的思路是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问题。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新一届国家领导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更加重视从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的新理念。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