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新增了“顶级能源和能源政策”、“最佳盈利”和“独立性最强”的类别，对智库进行了38种类型的排名，其中除综合、地区和国别性的比较外，还按专业领域和影响力等因素进行了分类排名。
中国智库在分类排名中的优势不明显
在安全和国际事务的全球70个顶级智库的排名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列14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列58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10倍。
在国际发展事务的全球8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21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15倍。
在环境事务的全球7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排名30位，中国环境规划院位居33位，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排名44位（上年度为29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4倍。
在国内经济政策类型的全球8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排名11位，香港经济研究中心排名35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位居40位，天则经济研究所位居43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列75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3.2倍。
在国际经济政策类型的全球5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排名27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13倍。
在科学与技术类型全球5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天则经济研究所位居38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16倍。
在能源和资源政策类型的全球2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环境、能源和资源政策中心位居17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7倍。
在优秀政策—导向研究项目类型的全球60个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列18位，天则经济研究所位居58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8倍。
在对公共政策影响最显著的全球65个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14位，天则经济研究所位居65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7.5倍。
在全球大学所属40个最佳智库排名中，清华大学的卡耐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位居12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名列25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6.5倍。
在政府所属41个最佳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世界银行研究所、美国和平研究所之后，排第3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位居第7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位列第10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列20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列26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处于38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为3个。
在全球政党所属30个最佳智库的排名中，中共中央党校名列12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为2个。
在全球年度预算500万美元以下的20个最佳智库排名中，天则经济研究所位居14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为1个。
在最善于宣传的全球75个智库排名中，香港新力量网络（Synergy Net）排名75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21倍。
中国智库在该报告的38个类别中，分别名列于17个分类之中，占38种分类的45%。在这17个分类智库统计中，美国名列其中的数量占据优势。从总量上来说，中国的智库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而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智库是中国智库的4.25倍。但是，上述含有中国智库的分类统计中，美国智库名列其中的数量大都显著高于两国智库总量之比。当然，不仅是数量问题，其中很多分类包含了质量及其影响力的指标。因此，至少从这份报告所依据的评判标准而言，中国智库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智库水准比较中尚不具备优势。
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正明显增强
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的38种分类排名中，中国智库列入其中的数量共计20个，占该报告统计的中国429个智库的0.47%。从拥有智库量与跻身于全球智库量的比较而言来说，可谓微乎其微。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名列6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名列2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名列1类，在该报告的中国智库中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名列6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列5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列5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列5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列4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名列3类，清华大学卡耐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名列2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名列2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规划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各名列1类。另有香港的4个智库机构各名列1类。
总体而言，无论从全球顶级智库的综合排名，还是从区域顶级智库的国别性排名，以及中国智库进入排名的数量来看，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明显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地位最高、规模最大研究机构，在全球智库中位居前列、亚洲第一，应属实至名归，其他隶属于国家相关部门的研究机构跻身其中也属势在必然。而北大、清华所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开放式的民间研究机构崭露头角，则显示了中国智库组织发展的新特点。这一特点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各类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发展，对推进我国的智库事业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而智库机构（组织）的科学性、规范化建设也将成为社会管理的新内容。
【核心提示】在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中，詹姆斯·G.麦甘指出了两个因素：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
詹姆斯·G. 麦甘主持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与它对智库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比较全面不无关系。在关涉国别智库及其作用（包括影响力）的评价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料来源、指标衡量、价值评估、参与评价人士的国别分布和数量等方面的不足，甚至也不能排除一些参评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但是，也必须看到其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类口径的设计，的确突出了智库功能和作用的国际共识及其科学要素。而且，该报告的智库评价体系逐年都在吸收同行意见并修正相关指标。
“自主性不足”、“缺乏沟通合作”的问题需客观看待
在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中，詹姆斯·G.麦甘指出了两个因素：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西方智库倡导的“独立性”并非没有政府、政党、利益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背景，也不是非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产物。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与政府、党派之间具有的政治“旋转门”现象，本身就表明了智库的政治参与和思想取向。
中国的智库性机构大都属于政府部门，或者财政源于政府，而纯粹自筹资金的“民间智库”为数不多。当然，这并没有影响该报告对中国智库数量上的统计。至于智库之间“平行沟通与合作”的缺失问题，的确存在。这涉及研究资源的获取渠道、研究内容的领域（或业务）区别、研究方式的组织系统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以及研究平台的社会化搭建和资源共享等。
中国智库报告具有“内外有别”的政策性和时效性
一般来说，部门所属的智库性机构，主要聚焦于某个专业领域和服务于部门所属的工作，研究成果也大都通过内部报告的形式实现其价值。这类研究报告服务于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具有“内外有别”的政策性和时效性等特点，而非公开出版物或通过报刊、影音、网络等媒介传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中也产出很多这类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等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而科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应时应需参与的讲解、咨询、研判等活动十分普遍，很多地区和部门也建立了固定的咨询委员会等组织形式，这都属于中国智库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力的范畴，只是其智力成果没有进行社会化刊布而已。
西方等国家的智库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会公之于众，甚至有些成果属于“待价而沽”地向政府提供。因此，这方面的影响力很难通过“社会影响”来衡量。况且中国智库性研究机构中的相互交流、相互参与和共同合作的现象日益普遍。这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体制和运作方式才能作出客观评价。
“光有广泛的资源、闪亮的名头是不够的”
从中国智库的规模而言，有人统计中国智库数量高达2500余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这与麦甘报告所计入的429个中国智库形成显著差距。这种数量上的巨大落差，是缺乏对智库评价标准的结果。麦甘研究小组形成的智库评价标准达30多项，参考这些指标，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智库评价标准，是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其中，从事智库研究的专业人士、智库运作方式、智库产品的质量，不仅是麦甘智库评价标准中的关键词，而且也是智库影响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智库产品质量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光有广泛的资源、闪亮的名头还是不够的，拿出有影响力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才是一个智库的核心竞争力”。这大概也是被称为“中国超级智库”、“第一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被忽视的原因。
热点政策报告缺乏中国智库身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关涉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关注度很高的重要专业领域分类排名中，诸如健康政策、社会政策、教育政策这类近些年来中国面对的“热点”事务，以及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类型的全球智库排名中，均无中国智库名列其中。有关2011—2012年发表最佳政策研究报告的全球60个智库排名中，也没有中国智库的身影。
事实上，仅就中国每年公开出版发行的以“蓝皮书”、“黄皮书”、“绿皮书”等为代表的广泛覆盖社会各领域的大量研究报告，不可谓不多。其中以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形势与预测为代表的蓝皮书不仅多年持续定期发布，而且已经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或许是由于语言文字的问题制约了国际性的传播效果，这类研究报告未被纳入衡量中国智库成就及其影响力的参考依据。但是，也不能排除这些大量的具有政策研究取向的研究报告，存在资料、论证、规范、对策建议和时效性影响力等质量方面的缺失。
缺乏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是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在反映中国智库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至少在目前，它是我们知己、知彼、知天下的一面镜鉴。因此，这份《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所展示的全球“思想企业”发展格局，对我国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智库建设和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内政外交是否具有战略眼光的重要体现。就中国目前的“智库产品”而言，“一招一式”的应急性对策占主导，很多问题不能向前看两步、看三步，往往不能把握现实全局或发展趋势。缺乏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是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智库虽然在数量规模上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在研究成果的多领域覆盖性、专业化、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积累的缺失，特别是资料、数据的积累和使用明显不足。西方国家智库具备共享的、专业的数据库，这是发现规律、把握规律，从中提炼现实结论和预期未来走向的基础。这也是类似沃尔玛这种零售企业率先运用“大数据”“重新发明”零售业的成效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丰富、充实、准确和共享的资料和数据平台，也就不可能有智库事业的发展。
第三，智库的影响力虽然也表现出政策解读、时事评论等借助传媒影响社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作用是服务于长远的政府决策。中国的智库——无论是政府所属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即服务于中国的内政外交决策。随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发展，民间智库的空间将日益扩大，而智库的管理、运作机制和功能发挥，已经成为迫切的重大课题。
第四，科学事业发展的根基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或突破，缺乏自主提炼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关系构成的理论体系，就难免盲从于外来的理论工具而亦步亦趋。概念是理论的支点，中国的智库需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的概念、范畴及其所构成的理论阐释，是中国智库思想产品的基本原料。就所谓西方智库强调的“独立性”标准而言，国别的智库也需要体现不同于他国的独立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成就，是中国智库建设的思想来源和政治底气，也是中国智库在全球“思想企业”竞争中必须彰显的“独立性”。
第五，中国的智库建设正在翻开新的一页，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智库意识已经前所未有地增强。智库建设只是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种功能、一种实力，而不是取代或弱化各类基础性研究。同时，智库建设也需要遵循机构、组织、人才、资源配置的规律。在缺乏对中国智库评价标准的现状下，研究麦甘研究团队确定的资源、效用、输出、影响力四类及其包含的几十种指标，逐步形成中国智库的规范和评价体系，制定中国智库培育和发展的规划，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智库的建设进程。
第六，麦甘团队的全球智库报告不仅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思想竞争的新的国际领域，而且也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对其理念、方法和评价标准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有利于中国智库事业在服务于“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全面跻身于国际“思想企业”的交流和竞争。
目前，麦甘报告2013年全球智库提名推荐和排名评价工作已经启动。可以预见，将于2014年初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会体现中国智库在全球稳中有增的新局面。中国智库事业及其特点正在越来越多地为这一评价体系所认知，它得益于国际性智库研究的交流，也得益于更多的中国科学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到这份报告的推荐和评价过程。而对中国而言，实至名归的智库建设事业可谓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作者：郝时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学部委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