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变成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之所以没有办法从中国文明内部生发出近代工业文明，应该从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寻找原因。这个四民结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农民，士阶层成为社会中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大多数时候处于社会边缘。于是，商业资本始终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商人阶层始终无法成为社会中坚,构筑起工业文明时期的社会稳定根基。
让资本摆脱对权力的依赖
商业资本在中国农业文明状态中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仔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读中国商业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商业天赋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因为在漫长的“前近代”，犹太人的商业天赋还没有获得充分发挥。
但是，中国人的商业天赋没有使商人成为社会中坚，也没有让商业资本成为社会财富中的重要一极。为了维护中国农业文明体制下的社会稳定，中国在进入帝制之后，持续性打压商业资本，遏制商业资本发展，将商人贬为四民之末，近乎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
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是不需要商业流通。庞大的帝国体制同样需要商业，需要流通。但是，农业社会以及与之配套的帝国架构，将一切关涉国计民生的商业，一律交给了政府，由政府垄断经营。
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在帝制时代并不仅仅指盐铁的官方专营，事实上，只要政府愿意，经营活动就必须交给政府去垄断，那个时代的商人在政府垄断之外做些拾遗补阙的功夫。
纵使这样，商人依然能将商业做成一个职业，将商人做成四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相当了不起。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不同的理念：资本不再是政府垄断，政府也不再靠专营谋取利益，政府的责任只是保护商业正当发展，保护贸易交往自由的原则，自由贸易一旦遇到强权、封闭的干扰，政府必须敢于为商业资本不惜一战。这就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商战”。
中国确实是被动卷入近代社会的，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时，并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商业资本，更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资本家阶级。2000多年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引，1000多年科举制度的利禄诱惑，几乎将中国社会全部精英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即便有些精英因各种原因游离体制、脱离体制而去赚钱，但他们只能被称为“有钱人”，很难被视为资本家阶级。
在五口通商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结局的《马关条约》，中国社会内部只有富人、穷人，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先富阶级”，他们是政府工程的承包商、分租者，离开了政府，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紧跟政府，就是一批有钱人。这就是五口通商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
对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先富阶级”走过的这条路，后来的资产阶级并不隐晦。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明确承认，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没有官僚的介入，没有政府的参与、主持，洋务工业根本不可能起步。他甚至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第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之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
郑观应是那个时代最明白的人，他知道中国资本主义必须发展壮大，知道资本必须有个家，才能摆脱资本对权力的依赖，才能真正发展。
制度保障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外部压力推动下，放开了资本市场。既然外国资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发财，当然也就没有继续阻止中国资本家阶级成长的道理。
甲午战争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先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比如修铁路、开矿山等，都在那之后几年很快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家的发展，他们渐渐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意识到财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被政府随意剥夺，就必须要有一个制度保障，否则，富不过三代，就会失去资本持续增长的心理动机。
由此观察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直至1898年秋天的逆转，中国社会最大的或者说主导性的变革，就是尽量从制度层面为资本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当时的政府下了最大决心，要改变先前有国家而无社会，有政府而无公民，有报纸而无新闻的困局；下最大决心释放社会力量，允许地方自治的尝试，允许新的社会组织、团体可以自由成立，政府则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允许民间社会办报纸，让新闻真正成为新闻，为资本的健康发展提供辅助。
先前几十年，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这些问题。马建忠早在洋务运动的初期就明白地告诉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只是坚船利炮，更不是声光电化，而是其背后有制度、文化层面的因素。中国如果不能从文化、制度层面有所改变，不能释放社会力量，让社会“自发展”，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许多变数，还没有办法构建起一个现代国家。
马建忠之后，提出类似问题的中外人士多得是，但是，中国在没有经历甲午战争这样的全面失败时，无法认识到这些建议的真正价值所在。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甲午战争发生之前的十几年，就一版再版不断修订发表，看过的人也不计其数。
但是，《盛世危言》真正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还是在甲午战败之后被皇上“御览”，方才转变为中国构建新社会制度的资源。
归纳马建忠直至郑观应等清末启蒙思想家的全部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要从传统走出，走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依托于制度保障，资本不是继续成为权力的奴仆，有钱人不再成为官人的账房。
而且，政府要为资本家的利益敢于大胆出手，中国资本自己有力量与外国资本、世界资本看齐，不弱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