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市场体系中惟一的创新力量，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正处在渐进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被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接受并高度重视的一个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隐含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秩序中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不断成为社会热点，激起整个社会的大辩论。
其一，中国企业家是市场发展的原因，还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手段，还是市场经济的目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谱系中形成共识，相当一部分人沿袭了中国最近60多年形成的集体文化中均贫富的粗暴理念，固执地认为企业家仅仅是财富的掠夺者和拥有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创新者与建设者。
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流变中，企业家发挥着什么作用？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相当多的人片面理解“历史是人民所写”，固执地认为，农民起义和领袖式的强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无法理解，在市场的发生和发展层面，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启蒙与构建层面，在社会多中心治理层面，甚至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建构方面，企业家才是最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力量。
其三，中国企业家在历史和当下的建设中，应该秉承怎样的角色？企业家到底是坚持在商言商，追求一种市场专业意义上的创新者，还是奉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将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置换成国家发展与时代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大命题。
相关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既是一种当下的陈述，也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叙事和巨大的当下建设之中，正在渐渐清晰起来。沿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分析方式，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的诞生与建设，中国企业家反过来推动了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度演进。这种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构成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进入近现代史以后的主要经济图景，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也得以在市场经济层面获得一种整体呈现。
晚清，中国企业家的启蒙时代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晚清是一个企业家勃兴的时代。1820年左右到晚清谢幕，这八九十年间，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掀起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的商界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命名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使得中国的部分农产品，诸如生丝、茶叶，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时的中国商人不是沿袭过去的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真正地从事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也没有遭到政府的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
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的著作《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出现大面积破产，也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出现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在接下来的20多年内，官僚资本主义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遗憾的是，历史作证，这个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发展。杨小凯在其《百年中国经济史》中，已经重点讲述过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在市场分工层面政府犯下的错误。
在这个意义上，教科书里呈现的洋务运动，是对历史的遮蔽与误读，是对开放力的一种抵制，甚至是对开放力的一种倒退。在这里，美国学者费维恺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继续存在和发展，直到20世纪中叶。显然，费维恺的分析有道理。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发展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正是在这种基于开放与反开放的市场张力下，晚清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得以形成。
郑观应（1842年-1921年）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才，他有着惊人的思想能力，是真正的思想型企业家。但是，他的思考过于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忽略了企业本身的发展逻辑。宏大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郑观应和政府权力的合作，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程。唐廷枢（1832年-1892年）、徐润（1838年-1911年）是难得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买办型企业家。但是，当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之后，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迅速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碾碎。胡雪岩（1823年-1885年）是少数几个真正从民间开始，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不过，这种民间市场的力量，草根阶层的市场探索，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与左宗棠这样的官僚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胡雪岩起步于市场，败于官场，这几乎是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盛宣怀（1844年-1916年）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官拜邮传部部长，私人财富更是富可敌国，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家。盛是一个矛盾的载体，他一方面得益于官场政治，另一方面又极力构建产权清晰、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建设。不过，在官僚政治面前，盛宣怀依然是牺牲品，他最后亡命日本，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至于口碑卓著的张謇（1853年-1926年），在人格意义上，属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活，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在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张謇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不过，他的士大夫济世情怀，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神，非理性的企业扩张，由于没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撑，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
民国，中国企业家的自治时代
民国以降，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企业家的再次崛起，和其他国家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类似，都是从城市的精英阶层开始。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管理层面，城市精英阶层的潜滋暗长构成了一种能够和中央集权博弈的社会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种种民间自治力量的勃兴，并不构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相反，这些自治性组织完全不希望看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消失，或是过分的削弱，他们谋求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良。这是城市商业经营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占据的立场和方法。到20世纪前10年，新兴的商业精英阶层以及民间自治力量，与政府的官僚体系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共识，使得地方行政管理权力向城市机构转移。一批有专业背景，有商业能力，又有社会管理经验的精英人群，开始走入官僚体制，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这样的格局，对于政府而言，也是能够接受的。一方面，政府当然不愿意放弃通过官僚机构来控制社会的权力，另外一方面，社会自治的力量参与到改良的过程中，也为政府谋求进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总之，民国初年，传统的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和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相结合，整个城市的管理秩序，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利益一致。
企业家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范效应，而且天然具有协调性。这直接推动了企业家阶层的壮大。不同的社会自治团体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径，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展。散落在各个城市的社会精英，既拥有富裕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和能力，他们在一个的时代的兴起，几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苏，这个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业经验深深影响的地区，就涌现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张謇当然是民国初年最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精英，他几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长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张謇，他应该算是民国初年最成功的企业自治领袖。
马相伯（1840年-1939年）的贡献更大，震旦大学的创始人，基督徒，神学博士，培养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学者。他早年曾经致力于洋务，中年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著名的“毁家兴学”，即马相伯所为。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清浦、松江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赠给教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赠家产兴学”的字据，规定这些钱财是日后培养学生的助学金。马相伯在教育层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不过，他在晚年曾经对前来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许鼎霖（1857年-1915年），著名实业家，参与创办耀徐玻璃公司、赣丰机器油饼厂、海赣垦牧公司、大达外江轮船公司等。和张謇、沈云霈并称“苏北三大名流”。是清末民初真正的社会精英，今天江苏的企业家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许鼎霖。
还有著名的荣氏家族，他们在产业的意义上，几乎构成了一个工业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市场的拉动，更在于在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创新。
这些在企业、教育、学术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会精英，构成了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最有思想意义的风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承担着领导作用，而且促成了各个领域各个团体之间的直接合作，从而对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个由企业家、专家、社会精英构成的社会管理阶层由此产生，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改革者，他们普遍具有保守主义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愤怒的暴力推崇者，这一批社会精英的政治属性，最为清晰，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对市场的自发秩序，对自治经验的认识，可谓前无古人。这可以说是民国初年最有价值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