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到底有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属性？“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独立生命力的政治群体？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否可能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
近期俄罗斯通过的经济犯罪赦免法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赦免还是纠偏
俄罗斯议会下院（杜马）于2013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经济犯罪赦免法案，赦免适用于原先俄刑法典中的27项罪名，包括信用欺诈、逃避债务、保险欺诈、洗钱、侵犯版权、恶意破产欺诈和逃税等。赦免的对象必须是首次犯罪的个人，必须已经认罪、并且同意偿付因自己罪行造成的经济损失。赦免不适用于原罪行中涉及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情况，也不适用于造成国家财政损失的情况。7月赦免法生效之后，第一批已经有13人依据新法获释。
该法案最初构想由俄罗斯总统的商业监察专员鲍里斯·季托夫提出，于2013年5月正式向俄罗斯杜马提交修法建议。按照季托夫的说法，提出这个法案的初衷是纠正现行法律中诸多对于商人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的职责是澄清，发生经济犯罪的责任不仅仅是在商人这一边，政治权力中心同样应当负责：因为政府设立的游戏规则使得合法、诚实地经商变得非常困难，企业家不得不诉诸众多灰色或者黑色的手段。”此外，不少被定性为商业犯罪的案例实际上成为不同利益集团间实现资产转移的工具，而程序上原来普遍使用的在定罪前将被告长期羁押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羁押中心的做法，也成为很多经济犯罪案中对被告人极为不利的一个环节（第一批获得释放的对象中就有八位是处在开庭审理前被关押在羁押中心的阶段）。
按照季托夫的估计，目前全俄至少有1.3万多名商人因为各种经济犯罪名目被关押，其中应该有几千人甚至1万人可以因这个赦免法律而重获自由。因为有许多俄罗斯商人陷入经济犯罪的困境，已经有一些社会团体出面专门支持这些入狱商人的家庭，其中比较出名的有被称为“159社团”的组织，社团名称中的“159”指的就是刑法典上有关欺诈的第一百五十九条。季托夫希望该赦免法案能够“把写在疯狂的上世纪90年代那一页翻过去”，并且帮助扭转俄罗斯社会对商业和商人普遍持有的负面态度。
季托夫本人在俄罗斯私营企业和国营商业部门都有过丰富工作经验，并且在2004年-2012年间担任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商会“商业俄罗斯”组织的会长，被认为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政治观点较为温和的商界代表。普京在2012年6月仿效俄罗斯已有的专门负责监督和改善人权的人权监察专员制度，设立了专门负责改善企业家权利的监察专员职位。季托夫担任这个企业家权利监察专员之后最重要的动议就是这个赦免法案，并且普京本人也多次帮助推动这个动议。
在今年6月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对这个动议表示了直接支持，他说“在那些企业家被定罪以后，法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今天的法律用在当时，许多商人不会入狱”，并且希望杜马加速工作，在夏休季前能够通过该法案。果然，在普京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该法案终于赶在7月中旬杜马议员夏季休假开始前通过。
俄罗斯国内对商人和企业家经济犯罪的赦免动议其实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末，关于转轨初期私有化过程中一些富豪获得的“不义之财”就有过赦免的动议，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对有问题的私有化方案获益者征收一次性的惩罚性税收，同时政府也承诺征税之后不再就私有化问题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该方案最终没有获得实施。相反，过去十多年来，俄罗斯国家、公众和富商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边不信任关系：公众认为商人的第一桶金有法律和道义上的问题，应该再国有化或者至少给予高额惩罚，甚至因此对整个商界持非常负面的态度，但是对于由官员来负责再国有化或者管制商业的有效性并没有信心；国家则多次利用公众对于富商的仇视心态，发动了一系列打击富豪的行动；而部分富豪虽然从事诸多慈善活动或者直接介入政治活动企图自保，却始终没有安全感，直接导致了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持续增长、资本却持续外逃的怪象。
在这项赦免法案最初讨论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中不乏各种反对意见。今年5月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赦免动议的受访者分别占到总受访人数的33%和36%，还有31%则还不能做出决定，这个比例结构多少反映出俄罗斯公众对赦免问题的游移心态。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第二大商业银行VTB银行的总裁安德烈·克斯金居然也公开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多少商人真的含冤入狱，讨论中的赦免法案只是为少数大资本的代表提供了免责的机会。
前副总理兼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虽然原则上支持动议的精神，但是反对动议中关于提供损失赔偿作为赦免的前提，因为许多经济犯罪并不一定涉及物质损失。
包括“另一个俄罗斯”运动在内的一些反对派则认为该法案可能会造成一个事实上的“种姓制度”：即一些商人比其他人群“更加平等”——真正需要赦免的不是商人，而是那些涉嫌轻度犯罪、需要通过赦免重新开始生活的年轻母亲和青少年。
作为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最后通过的赦免法案难免保留了一些有争议的特质。最明显的是究竟如何理解这个法案的根本性质：因为获得赦免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涉案人首先必须认罪，那这个法案究竟是赦免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还是如季托夫所说的，是纠正此前出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司法决定？
此外，季托夫最初提出、也得到普京支持的重要司法改革建议是，从根本上把一般的商业纠纷从刑事法庭转移到民事法律体系，对违法行为的实施一方只要求支付相应的赔偿，而不必入狱。这个动议在目前通过的赦免法案里完全没有涉及，估计短期内也很难成为现实。
第三条道路？
要理解赦免法案在俄罗斯的意义，我们还需要把法案放到更长远的宏观背景中去审视。在俄罗斯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资本产出剩余的竞争中，1992年-1998年期间基本是大资本占据上风的寡头资本主义格局。而随着宏观经济复苏带来的财政改善、普京上台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重建，俄罗斯中央政权对于包括地方势力和大资本在内的多股力量成功削藩，基本扭转了国家和大资本之间的关系。
但是，和俄罗斯国家对国内资本的成功驾驭伴生的是另一组让俄罗斯统治精英不安的事实。和其人均收入相比，俄罗斯在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主持的一系列关于投资环境、腐败程度、经商便宜程度的国际排名中一直处于非常差的地位。
俄罗斯投资形象的低下已经直接影响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目前最重要的经济目标的能力。从普京的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联邦政治精英已经明确把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吸引外资提升到了战略政策的高度，提升俄罗斯在诸如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跨国排名中的地位甚至被设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但是，几年的努力下来，2013年俄罗斯在这个调查涉及的185个经济体中仍然只排名112位，虽然比上一年上升了6位，但是和俄官员们的预期相比还是收效甚微。
因此，赦免法案是俄罗斯政府近期试图调整国家与资本关系、继续改善投资形象、扭转资本外逃和投资短缺的系列举措中的一步，和这个举措相关联的还包括反腐运动（比如要求政府高官不能持有海外账户）、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提供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2009年以来持续加速的新一轮私有化动议。
在这一组政策调整中，俄罗斯国家、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这种微妙地位的最好体现就是俄罗斯对2012年-2013年间塞浦路斯金融危机的态度。塞浦路斯对俄罗斯的地位类似于加勒比群岛对于美国的地位，是俄罗斯资本最重要的离岸避税港。基于1998年俄罗斯和塞浦路斯之间签订的双重税收协定，双方政府对于任何一方的公民收入和资本所得不重复征税，而且塞浦路斯对资本流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和惩罚。由此，许多俄罗斯公司会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皮包公司，然后由这个皮包公司对俄罗斯投资，再将投资回报汇回塞浦路斯。这些投资所得只需支付塞浦路斯当地10%的企业税，而不用支付俄罗斯国内相应的20%的企业税。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塞浦路斯政府最初提出的应对方案包括对所有在塞银行的存款强征10%的存款税。这对塞浦路斯银行体系内来自俄罗斯约300亿美元的存款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如何回应塞浦路斯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也将普京置于一个微妙而尴尬的境地。作为俄罗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普京应该积极反对强制存款税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俄经济精英免于大规模经济损失。但是，作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爱国领袖，普京应该坚持自己“去离岸化”动议，坚决打击资本外逃，借这个机会给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一个教训。
现实中，普京和其他一些俄罗斯高官一开始明确反对塞浦路斯强征存款税的做法，普京称这种做法“不公平、不专业、很危险”。但是很快，整治欧洲金融危机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在4月初最后制定的解决方案却得到了普京的支持，后者甚至还答应俄罗斯将对给塞浦路斯的32亿美元贷款进行延展处理。
因为“三驾马车”提出的最后方案部分缓解了普京的上述尴尬处境，于是普京的态度迅速转变。其核心是让俄罗斯大型国家企业和大部分最富裕的俄罗斯商人在塞浦路斯银行业清理之前得到机会先行撤资，而大多数俄罗斯中层商业组织和个人则必须承受此后银行清理带来的损失。由此，俄罗斯在塞浦路斯的大资本得以保护，小资本得到教训，塞浦路斯作为俄罗斯资本的一个离岸口岸和税收天堂则被中立。塞浦路斯救市方案在短期内为作为民粹爱国者的普京和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看护者的普京之间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几乎是在同时，普京还发布了总统令，要求俄罗斯高级官员在三个月内撤出他们的外国资本，不能再持有海外银行账户，再有就是此后几波的反腐浪潮和最新的赦免法案。
和当年的彼得大帝相似，普京和俄罗斯核心政治精英正在试图“重新民族化”本国的大资本，试图构建新的俄罗斯民族资产阶级，让后者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祖国视为捞取短期利益的取款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