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走进过袁世硕先生课堂的学生，总会被这位耄耋之年老学者“较真”的精神所感染，“袁老师不会容许学术研究中任何一个含糊其辞的结论”。
尚未见到袁世硕先生时，记者就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位治学严谨而不苟言笑的学者形象。如约得见，在堆满各类书籍的房间里，袁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衣着朴实、谈话间笑容可掬的老人完全打破了记者的猜想。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来形容袁世硕是最贴切不过了。
以问题意识引领学术研究
袁世硕，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20岁时考入山东大学，师从冯沅君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60年来，袁世硕主编并撰写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等一系列广为学界熟知的著作。
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老先生没有向记者罗列他的各类名誉和研究著述，而是笑着说：“最近我常想，如果说我做的研究工作算是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点成果，那么我的研究得益于什么？”
袁世硕将自己称为“幸运”的人。上世纪50年代初他留校任教，当时的校长华岗亲自为学校的年轻教师进行马列主义培训，在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他一直得益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学习。
在上世纪50年代讨论《红楼梦》的热潮中，《红楼梦》思想基础成为争论的一大焦点。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袁世硕认为当时流行的“农民思想说”、“市民思想说”等都有不妥之处，但“市民思想说”更为恰当。原有的“市民思想说”阐述不够深刻，应该将《红楼梦》所表现的市民倾向理解为具有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启蒙主义性质，虽然作者本人对此并没有明确意识，但客观来看，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给了袁世硕解析《红楼梦》思想基础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
也正是在那一时期，适逢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袁世硕作为冯沅君先生的助手，也通过积极制订计划，在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中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在备课讲学中发现问题，在科研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袁世硕认为，高校教师应该协调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辅教学，并始终以问题意识引领学术研究。
文学史要与文学理论互动
今年是袁世硕从教60周年，山东大学特举办了庆祝仪式，国内外学界同仁和学术团体也纷纷向其表示庆贺，并充分肯定了他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所作的贡献。
如今，袁世硕仍承担一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关注着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他告诉记者，这段时期正在研读新近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袁世硕略显繁乱的书桌上，摊开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页眉上夹了密密的便签笔记。“我个人认为这部文学史并无太大创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叙述方式和内容甚至并未超过国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的成就。”袁世硕认为，国内学术界较好的文学史著述已从作家作品分论，深化到一个时代的总体思潮、各个流派、文学发展的脉络以及其与历史的联系层面，这显然是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谈起当前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袁世硕认为，近年来存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割裂的趋势。“现在一些理论研究与文学实践相脱离，一些文学理论家甚至不读作品。”对此，袁世硕不无担忧：“文学史要与文学理论互动。文学史研究固然需要理论，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认识文学创作现象，认识文学发展现象也可以深化理论，并发现理论中不正确的观点。这样的文学艺术研究才能够真正体现‘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