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应该如何才能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从社会生态稳定、制度化水平、执政合法性三个视角，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进行经验分析，以期理解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有益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保持政治社会生态稳定
政治学研究表明，政党制度要想有效发挥整合社会、维护稳定的功能，必须接受和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保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的综合平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就在于它适应特定的社会生态，为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这种合生态性主要表现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三个方面。
(一)政治生态是影响政党执政的重要因素
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政治生态主要体现于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两方面。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有以下特点:执政党根据英国议会民主制度，成功把多党制度改造为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制度，同时又把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归属为政党、政府、立法的三位一体，保持议会民主形式和法治原则的体制。其一是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总理和内阁成员从议员中产生，内阁成员占据议会席位的多数，并且绝大多数议员是人民行动党党员，实现了立法和行政重叠，政党和政府的统一;其二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分为小选区制和集选区制，由于选区划小和划区的随意性，易于打乱反对党的选举计划，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集选区制实行候选人小组，小组成员是同一个政党或者独立候选人，选民只对候选人小组投票，获得高票的小组全部当选议员。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集中权力，果断及时地作出决策。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新加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治结构，存着在政党、政治精英、军队、宗教、种族、群众性组织等政治势力。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非常注重协调处理与军队、宗教及利益集团的关系。军队实现“非政治化”的原则，接受文人政府的领导，没有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对国家政治秩序不造成破坏，政党政治活动受其影响也很小，从而保证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发展。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种族、政党相互叠合在一起，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总人口的76.7%、13.9%、7.9%。[1]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较好地统合各种宗教、种族和政治势力，缓解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社会团体和国家的稳定。新加坡的利益集团并不发达，主要是由于政府实行压低他们参与政治的政策，把他们作为国家控制的伙伴关系，从而减少他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使之呈现非政治化发展。正是由于政府的限制或控制，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自主性很低，这种政治势力平衡运行机制有利于增强人民行动党的自主能力。
(二)经济生态是影响政党制度的最根本因素
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经济生态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分布上。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城市国家，独立以前，经济畸形发展，工业十分落后。1959年制造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63%，而转口贸易及相关经济占80%以上，失业率高达13.2%。[2]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由于种族等原因退出，这使得这个国家再次面临高失业率和经济危机危险。恶劣的形势迫使人民动党选择以集权方式治理国家，强力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加坡产生了占人口相当比重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20世纪60年代末占总人口的23%，1973年占36%，1989年增加到81%，这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还有数量很大的、具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加上多元民族、文化、宗教的社会现实，人民行动党一方面选择“半民主”的一党独大制加速一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增加人民的福利服务，加大社会建设力度，使整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健康发展起来，使之成为执政党重要的社会力量，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文化生态是影响政党制度的深层次因素
新加坡的政治文化较多地保留了华人政治文化的成分，集中体现于等级观念、权威主义、清官思想和集体意识。新加坡国民从小就受到等级观念的教育，敬畏权威，既希望得到权威的保护，又惧于权威的严厉，这种心态为建立集权政治并抑制反对党政治确立了一种有效的文化机制。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崇尚好政府，因而把集体意识渗入政治文化，抑制了大众的政治参与，增强了少数精英分子的参政意识。这种文化氛围创造了有利于执政党执政的文化条件。
二、提高政党制度化水平
现代政党理论认为，政党制度化是指一个政党行为的常规化、理性化和稳定化的过程，其水平决定一个政党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和程度。如果执政党的制度化水平高，就能有效地组织和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统治和利益实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党制度化主要体现于政党的内聚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三个层面。
(一)从内部视角看，表现于政党的内聚性
它是政党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组织上的，还包括政党特有的文化或价值体系。在新加坡现行的体制内，人民行动党是维系现存体制的最坚定力量，各反对党并不反对现行的体制，因为现行的体制为它们留下了参与政治的渠道;在人民行动党内部，由于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各种政治诉求在党内都能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使得现行的体制得到党内外广大精英们的普遍认可，增强了政党精英的凝聚力。
人民行动党还培育现代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价值系统，从新儒家理论到“共同价值观”，再到“亚洲价值观”，坚持独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从而从容地应对西方和邻国民主化浪潮的挑战，维系政党成员对党的忠诚，维持政党的团结和稳定。此外，为增强党的凝聚力，人民行动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克服党内腐败，防止党内专制、极权等现象发生;同时还严格规范政党运作和政治录用，建立较好的人才吸纳和更新机制，便于优秀人才加入党的组织;特别是坚持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执政导向，增强了党的吸引力。
(二)从外部环境看，表现于政党的自主性
它是指政党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程度，表现为政党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强度。在抗击国外干涉方面，人民行动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坚定地奉行“亚洲价值观”，“坚持亚洲式民主”[3]的道路，不受国外的政治经济势力的观念和行为的牵制，坚定地回击西方式自由民主思想的侵蚀，坚持新加坡特色的经济社会道路，保持对外的自立性。
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在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特别是各种新老利益集团时，人民行动党不仅能够摆脱他们的影响，还能积极地把他们吸纳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行列中来，增强了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力量;特别是人民行动党能够控制和利用国家资源，通过合理的分配，缓解精英与民众的矛盾，增强政党分配公共资源的能力，使之能够超越各种政治势力，自主、自由地决策，保持社会和市场的平衡。
(三)从效果上看，表现于政党的适应性
人民行动党的适应性，体现于该党创立的时间比较长，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经历了现代化进程的洗礼;成功实现了领导的代际交换，建立了定期的领导人更新机制，每次大选都有高层领导人自动引退，同时吸纳一批优秀青年才干，为高层领导注入新鲜血液;在党内健全了官员升迁组织程序和工作制度;特别是能根据环境的变化，通过体制设计、政策调整、领导层的自我更新等方式，促进并主导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为适应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要求，拓宽了反对党表达不同意见、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还审慎引入政党制衡机制，主动适应现代化取向。
人民行动党建立健全了三级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最高决策权力，制定方针政策以及决定财务、人事雇佣、支部建立和党员接受等日常事务。党支部作为政府与人民联系的桥梁，其成员均由中央执委委任，支部委员会的主席由国会议员的党员担任，在政府各部担任职务的党员担任支部的顾问。在党员这一级，1982年的党章明确规定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干部党员有权选举和被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普通党员表现好，可以晋升为干部党员。由于考核标准甚严，所以大约只有1%的普通党员晋升为干部。[4]此外，人民行动党还建立了许多社区机构，包括居民委员会、社区中心和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发展中心等，负责向人民传达、解释政府的政策，同时也向政府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些基层组织把党支部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地区，便于领导和群众保持联系，使群众和领导保持一致，起到动员群众支持并贯彻政策的关键作用。
三、增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
政治领域的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5]其关键在于“统治权力”，在于对“统治权力”的承认。因此，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围绕“权力与服从”而产生的诸多因素构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合法性的建构和提升，主要体现于价值观念、法律规范和治理绩效三个方面。
(一)强化主流价值观念的指导作用
政治究竟应该将何种价值作为自己推行的目标，处于被统治的人和处于服从地位的人应该就这一点达成一致，统治才能达成一种“权利行为”。[6]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以增进政党权威的认同。执政之初，就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反对殖民者的打击;建国以后，人民行动党根据国情修正某些意识形态的内涵，主要有70年代的“生存危机”概念、80年代的儒家价值观和90年代的法团主义性质的共同价值观，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国家合作主义、多元种族主义和多元宗教主义。这些各具特色的意识形态指导了公民的信仰和行动，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引导，为政党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此外，人民行动党还注重意识形态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作用。它们主要强调一条本国的民主模式，不提倡西方的自由民主;强调经济优先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强调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等等，这些举措奠定了政党合法性的程序基础、有效性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人民行动党确立的意识形态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同，形成了关于国家目标和权力运作的共识。
(二)法律规范政党的政治活动
任何政党的存在与运作都与政治权力密切相连，政党的合法性关键在于政党获得执政权力的合法性。[7]人民行动党通过选举胜利合法取得执政权力以后，立即制定宪法，建立起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体制，并且根据宪法的要求，完善民主选举的相关制度，以彰显执政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还根据本国、本党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政党制度民主运作的规则和程序，以提高政党政治活动的质量，保证国家政治权力得到普遍认可。
(三)提高执政治理的绩效
治理绩效能力是政党合法性构成的重要方面，为了维持并提高执政的合法性，政党必须善于提高治理绩效与管理水平。人民行动党自从上台执政以来，就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充分发挥执政党的维稳和整合功能，有效组织各种社会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为执政治理奠定经济基础。同时还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公正问题，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防止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现象;同时还注重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民生问题，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做到公平与正义，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增强了执政治理的有效社会基础。
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的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稳定执政，对于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必须处理好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组成的特殊政治组织，它具有整合不同阶级利益、协调不同阶层关系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的难题，尤其需要执政党出面协调解决，一方面需要掌握和运作好国家政权，凝聚广大人民的力量，共同建设国家;另一方面要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充分表达和体现他们的意愿，尽量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从而获得他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既能保证国家权力行使在适度的范围内，同时又能促进社会的繁荣，使社会充满活力，为执政党实现好社会整合、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二)必须处理好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的关系
人民行动党执政稳定并取得成效，就在于他正确处理好了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证明了我们党执政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而且从根本上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现代政党政治的历史表明，一个执政党，如果执政效率差，缺乏执政有效性，就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执政基础就会不扎实、不牢靠，就会降低执政合法性程度。我们党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是要提高执政治理的绩效和创新管理水平，增强广大人民认同感和信任度，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能力，提升党的执政效率和水平。
(三)必须处理好政党现代性与政党阶段性的关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做到紧密结合国家和社会的现代转型，不断调整政党的政治功能和自身合法性，处置好政党自身现代性与阶段建设性问题，从而促进政党现代化建设。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还要注意执政的历时性分析。政党的现代性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脱离执政的具体历史和环境变迁，任何政党必须遵从自身的行为规律，做到现代性和阶段性相结合，提高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增强政党的适应性和凝聚力。
当然，我们不能肤浅地把别人的执政经验套用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来。实际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也还是隐含着一些政治危机，如，其选举制度设计只是有利于大党的选举胜利，而不利于其他小党的生存发展，有利于权力的集中，而不利于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又如，其实行的“三权分立”造成的党政不分等，终将引发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因而，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我们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出发做出合适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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