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村庄 《乡村江湖》 村落社区 社会自治
一、从区域比较中重新发现村庄
村庄对于终老于乡的传统中国农民来说，具有重要而又特殊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农民日常的一个生产、生活、娱乐单位，而且还是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践场，是农民魂牵梦绕的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荣归故里、告老还乡、叶落归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这里久经酝酿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因为有村庄的存在，农民才可以以联合的力量化解单个家庭所无力提供而传统国家也无暇顾及的诸如生存安全、水利供给等必需的公共品供给难题，才能形成历史感和归属感，并逐步生成稳固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也才能扎根于土地且在“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中实现短暂生命的永恒价值。
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使费孝通认为村落社区构成了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然而，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1% 左右的速率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村落似乎已经无法摆脱被消灭的命运。在极端的现代化论者看来，农民变市民，村落变城镇，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发展方向，因此，当前的国家政策应该自觉服务于这一时代命题。整村拆迁，逼农民上楼，只要能够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什么样的办法都是可以考虑的。在他们看来，即便农民住在城市的贫困窟里，也是进城农民自由选择的结果，怨不得别人。诸如此类的论述逻辑，可以简称为村落变迁的浪漫叙事范式，其共同的主旨是将村落的消亡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严重地忽视了转型过程中农民生活的疾苦，从而遭到了学界极大的诟病。
与浪漫叙事范式不同，近年来，关于村落变迁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正快速兴起。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即是悲情叙事范式，代表作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及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得以窥视那些“沦陷的村落”，看到了农村经济的衰败、生态环境的劣化，看到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农民合作能力的欠缺，看到了留守老人的孤苦、留守妇女的痛楚，看到了农民公共生活的匮乏、民主政治的乏力，更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和现代文化的入侵，村落就似一个失去血和肉的人的“骨架”，一阵风刮来，都会晃上三晃。由此，在悲情叙述范式的逻辑中，“谁人故乡不沦陷”，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典的时代命题。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作“悲情叙事范式”的又一力作。在该书中，作者以内容丰富的资料，逻辑严密的论证为我们呈现了两湖平原地区的村庄秩序。混混成为村庄公共品的提供者，成为村落里“最有面子的人”，改变了熟人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交往规则，开始替代村干部和村集体成为村庄秩序的主导者，成为村级治理和村庄生活中起着实际作用的隐蔽性力量，使弱小的普通农民不得不生活在暴力与屈辱之下，生命的安全感和生活的幸福感更无从提起。让人感到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地区性的“沦陷的村落”的同时，还使我们在悲情中看到了希望，从而打破了对当代中国村落演变逻辑的整体化或者说是一体化的认识进路。作者采用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区域比较视野，将两湖地区的混混问题与华北及华南地区的同一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使我们在濒临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在华南农村，不仅是本土的混混，即便是外来的混混都难以在村落内部“插足”，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依然得到了不错的延续，农民还能过上相对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还有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显然，作为一篇“混混”问题的研究专著，区域比较视角的引入，及其对不同地区村庄的描述，沿用而又不拘泥于悲情叙事传统，可以看作是该书一个意外也是重大的理论贡献，为我们在迷失中找回村庄提供了难得的探讨机会。
